第十章一九五一—&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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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克纳想在巴黎消度四月的一部分，然后回国，他要求霍华德·霍克斯让他去。虽然这是一种解救方法，无奈一晃而过，无助于改变福克纳急剧恶化的趋势。他恨这些医院，恨它们的白，恨它们的毫无结果、它们的生活规则，这些使他想起了监狱、烘炉和死。然而他不能控制饮酒，这使他不断地住院。不管是象尔斯·约逊和孟尼克·莎罗蒙这样的老朋友，或者象济恩·斯泰因这样的新朋友似乎都不能对他有所帮助。他曾经在圣·摩里兹与济恩·斯泰因会见过。她豆寇年华、机灵、令人魂销而又对应如。她了解并且钦佩他的小说。他曾经于十二月在巴黎见过她，一月在罗马、二月在巴黎也见过，如今四月，又在巴黎重逢。他已经开始信任她。但是吉尔、约安和《寓言》已陷于情纠葛之中，阻止着代替和下决心。从各方面使他决心继续干的是关于故事的一些结尾的想法。

他仍然害怕那残酷的时光逝太快，不断地使吉尔变成一个女人。她的发育成和走向自立是与约安的到来是相互影响而且碰巧又在一个时候。他“在四月份又和约安散步，”其结果显然是复杂的。约安·威廉斯在《过冬》中，将她与福克纳的事写成了小说，描述一个名叫亚术，霍华德的少女式的女人（“我既不是一个女人，也不是一个少女，”她写道）。她终于同意一个著名的、年纪大的名叫杰夫·亚尔蒙勒的小说家作自己的人，他是矮个，态度彬彬有礼，不合时尚。他显然直着板走路，一声不吭，狂饮杯中之物。此外，他被子拖累着，她不仅喝酒和吃可待因，而且至少试图烧掉他的一部书稿。亚米进入他的生活时，亚尔蒙勒只是想帮助和辅导她，他想使她摆中产阶级的礼貌和习俗，并使她成为一个诗人。然而不久，他发现自己堕入了情网。有她作自己的人，他到自己不仅可以生活而且又可以写作了。不久，她成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的完美体现，他经常把这埋在他的内心深处。

“当所有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我决没有想到会上你。”他写信给她说“但是我闭目一想，就知道你有着少女—妇人式的脸庞和身段。”他把亚米作为想象的人的具体化而加以描述。亚米将他从“跟在他身旁走的一只猫”变成了被得神魂颠倒的一个男人。或者，更重要的是，她是他总是梦见的这个被止的人物的化身，她成了他经常写作的一个人物:“我知道我最近生活中的某些事情，”他说“我作的每件事情都是为了你？甚至在你蒙昧无知的时候，？是的，甚至在你出生前就是如此。”兴许，福克纳将加地·康普森的故事的稿子给约安·威廉斯时的情正是如此，这是那种情的一个象征。他仍然认为这个少女约安是他心目中的情人。因为他几乎肯定把约安认为倒群芳的。在《蚊群》中，戈登说，帕特·罗宾的“名字象挂在我心头的一个小金钟，”这是他后来与德蒙·罗斯坦的“辛哈诺·德·柏格修诺”有联系的一行。福克纳在写《蚊群》时，在给海伦·白亚德的信中用了这一行。在《过冬》里，这一行用了好几次。杰夫不仅引用了而且为亚米翻译了这一行；他后来赠给她一个小金钟，让她带上，以便她随时想着他。福克纳在给约安·威廉斯的几封信中，用了特别与梅塔·杜赫蒂及《野棕榈》有联系的其他几行，这几行在《过冬》里也重作丫引用。知道了那个会合点，我们就可以明确地设想，对福克纳来说，约安成了几种人物，不仅是他的情人，也不只是他试图通过情来塑造成的一个诗人，而且也是他心目中的女儿。后来，杰夫在《过冬》里对亚米讲的话，与福克纳最近写给约安的话显然是相似的:“我觉得我们之间发生的所有事情是好的，”他说“我希望，有一天，你也会到是好的。”然而在他刚讲这些话之前，杰夫讲的其他话，使他对他和亚米所共享的情的看法明确了起来:“不管你生活上走什么道路，我们之间的某些事情是不能改变的。其中的联系是任何事情也不能卡断的。我们之间曾经有过情，但那是犯罪。不，我不是在谈道德。我知道我是你所需要的父亲。那么，我们犯了伦罪。仅仅那一条将永远使我们结合在一起。好了，你将要逃跑吗？”这些话至少在两方面是明显的。第一，它们显然象《声音与愤怒》中昆丁·康昔森对于伦的看法。虽然康普森只是反复打算和谈到伦，然而他也把伦当作将水般的变成长久关系的一个方法。第二，他们带来了福克纳与约安在旧的无法控制的冲动下所发现的自由与更新。从一种观点看，我们可以说，亚米与杰夫自由地表达了他们的心愿:她把他当作自己的父亲，而他既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又当作埋在内心深处的人儿。而且和《寓言》中的科普尔勒尔为了设法推翻他的父亲而付出的代价相比，亚米与杰夫为“伦”付出的代价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这么说，也是把他们的自由界说为不能抵抗的冲动的一种形式，他们表现为一种代替的方式。甚至在杰夫追求和向亚米求的时候，他也写另一部小说。这时，他完成了他的小说，他们的史结束了。尽管有这种明显的互作用，他们的史和他的小说却得出了不同的结局，在《过冬》里，结局是长期的彬彬有札的求和短促的美时刻。它的内容超出了错误的开端、犹犹豫豫和一再迟延的遇本身。美时刻到来时，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

“我等你等得太久了，”杰未悲哀地说，他料到有这么一个时刻，他知道这个时刻肯定会来的，他的情人将要离去。

杰夫·亚尔蒙勒热恋着，他知道他注定要失掉这个少女式的女人，名叫亚米·霍华德的女儿、情人，到头来“她的脸蛋和身段”将长久地埋藏在他的心中，那将是留给他的一切。那样的时刻到来的时候，他几乎已经作好准备。福克纳也遇到过类似的时刻，它证明，其痛苦出乎他的预料。他甚至告诉约安，他宁愿痛苦而不愿没有这样的。显然他已知道，他是注定要失掉吉尔和约安，她们会跟另外的男人的，但是他无法找到一种开端来减轻那种结局的痛苦。写作《寓言》长年累月拖拖拉拉的痛苦使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生涯的信心不足了，正象他作为一个可的父亲和求的情人的生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样。他到巴黎的几天里，重复着在开罗的惯例:短暂地住院治疗，之后在旅馆中住了较长时间，以便逐渐康复。他心烦意，又惊恐，决定起程回国。

五月份大部分时间，他在格林菲尔德农庄劳动，希望开垦它以免荒芜，同时在劳动中，也可以使他“恢复到适当的身体条件。”但是似乎他的旧的活动很快就变成对他几乎毫无用处。干农活作为“消度时光”的一个方法，已经失掉了引力；五月底，他卖掉了牲口，将农场租了出去。吉尔和斯蒂尔正忙于为八月份的婚礼作准备，他站在旁边，瞧着，为这事的耗资极大而吃惊。他知道，他需要作一些事情了。突然来了个电话使他出乎意料地转移了注意力。这个电话是国务院职员孟拉·李打来的，他想知道福克纳是否愿意参加一九五四年八月六至十六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国际作家会议，该会目的是为了增进美国和南美诸国间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次到意外的邀请，因为福克纳作友好使者的经验很少，而且腼腆和缺乏预见。多年来人们知道，他陋而又彬彬有礼。《生活》杂志曾经将他描写为“一个酒徒，自我奋斗者。”自那以来还不到一年。但是诺贝尔文学奖给了显赫声誉，他学到了某些本领，也有需要作公开谈话。他总是喜为自己国家服务的思想。过去几年来，他特别倾慕安德烈·马尔卢克斯作为小说家和政治家的双重经历。

福克纳在秘鲁作了短时面，随即首途巴西，他表面上神态自若地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和一次尾酒会。他当场圆地回答了关于民族与艺术以及他自己的小说方面的问题，显得既不腼腆，也不紧张。在利马和圣保罗之间的某地，他突然不断地饮起酒来，好象要使这整个冒险事业归于产似的。由于一个大夫和几个官员的帮助，他得以恢复原状。不久，他的心情开始变化。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找一个新的工作。现在，他觉得兴许他已找到这样的工作。在美国，他碰到了一些记者，他们似乎对他傲慢，他有时候脾气大，使人惑不解。

“我决不把真实情况告诉记者，”他曾经告诉一个吃惊的女人，一次她躺着的时候将他住了。但是在圣保罗，记者们注意到他是泰然自若的，不管问题是涉及小说或社会问题，他都是如此。在那儿，他首次公开承认对《寓言》到失望。在那儿，他直接碰到了一个越来越占据他心头的一个问题:种族歧视，他说，这是一个世界的大问题，容忍是它的唯一希望。

多年来，福克纳认为自己是一个宁愿当具有地方意义和见解的艺术家，而地方见解则是他的祖先遗留下未的传统的一部分，过去几年来，福克纳一直在探索那种自我观的社会意义。然而由于他并不是一个有系统的思想家，他关于和平和特别是关于种族的言词不断地从一个见解变到另一个见解，令人忧虑，而不是据一个单一的清楚的发展路线变化的。一方面，总的来说，他希望美国，特别是美国南方谴责种族主义的态度和政策，他将这些态度和政策与“不公正、暴行、不名誉与辱”联系了起来；另一方面，他对政府的干涉，特别是强迫的种族隔离又是怀疑的。他时而强调这些情形，时而强调另一些憎形，他经常对他的乡亲们到失望或生气，而他又常常喜他们。然而在外国，议论仍然是更普遍。地方上的力，包括暴力的威胁在内，则是很小的，他就可以自由宣称道义上的深恶痛绝和种族歧视越来越大的危险，也不用劝告人们小心谨慎与忽耐。结果是，在国外，他到谈论社会问题更不受拘束些，因而获得了较大的成功。

他回国后的第一周，正是吉尔的婚礼来临随之又过去的子，留下他和斯蒂尔消度时光，情绪低沉。发现相互间得到的安很小，他们恢复了分居。之后不久，斯蒂尔启程赴马尼拉，去看她的女儿、女婿和外孙女:维多利亚、比尔和维基·菲尔登。福克纳启程赴纽约，想去看看济恩·斯泰因并想找到他觉得好的另外一项工作。他从巴西归来后就写信给国务院的哈罗德·贺兰德说，他这次旅行很愉快，现在又有空了。虽然他“太缺乏经验了甚至不能判断”自己的效率，他要贺兰德知道，他愿意“详细回答任何问题，”他“突然对于他想作的事情到兴趣，”他准备于秋天去纽约，以便讨论他可以为之效劳的其他的“可能、工作和职位。”这个讨论没有带来新的任命，福克纳到威信受到了损伤。没有工作上的牵挂，他开始在纽约与奥克斯福之间来回游逛，在这儿呆一个月，在那儿玩上三十天。

“这些天来，我走动不停，”他写信给尔斯·约逊说。不时写出了一个故事。一九五贝年九月，他在纽约写完了《早晨的路程》，这是关于艾克·麦克卡斯林和其他几个悉人物一块儿狩猎的故事。随后，他写了一个题为《众人拾柴》的关于斯诺普斯的故事。但是他的身体耗损着，死亡笼罩着他，得他心烦意，——他常常象在黑鼓隆咚里迈不开脚步，间或也象从“极度的痛苦、悲度和人类的残酷无情的行为中”得到了解救似的。

福克纳希望克服他到的不安，他开始接受新的任务并且改写旧作。他给《运动画报》画了两个封面:即一月份的曲球赛和五月在肯塔基州的大赛马。在这之间，他和萨克斯·康斯计划了一卷题为《大森林》的书（一九五五年），这是另一部半旧半新的书。这部书装璜致，汇集了四个狩猎的故事:《熊》、《老人》、《猎熊》和《早晨的路程》，由德华·盛登作画。福克纳为此书细心地进行工作。我们从中看到了两个延续不断的兴趣（在狩猎和狩猎的故事中）和两个恢复了的兴趣（在作画和书的设计中）。《大森林》中的几个方面，是为福克纳作的完美计划。这使他又接触到仍然使他兴趣的工作。有时，他显然是疲倦了，可工作的思想使他忘记了苦恼。此外还表明，福克纳依然是一个作家。《大森林》给他的道德关心赋予艺术的形式。对于他过去写的一些故事，其中有些是二十多年前写的了，福克纳加进了五篇篇幅不长的散文（他给它们命题为《中断的催化剂》），将这些故事相互衔接起来，并使之与约克纳帕陶法的历史相联系。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偶然读到了约克纳帕陶法历史外散见的几个逸事。几篇短的散文使我们回溯到了元初之际，约克纳帕陶法仍然是未遭损坏的一片洪荒，向前推进几乎到了现在，艾克·麦克卡斯林已将近八十高龄，那就是说，从这片‮女处‬地还是“厚厚的膏腴的黑冲积平原”开始一直到人们使得它“沼泽干涸、树林被砍伐一光、河消失的如今，”这般人唯一关心就是赚钱。然而最后这样作的结果强调了这整本书所提出的问题。因为尽管场面是共同的，有些兴趣是巧合的，可是在这些故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绷得太紧的情况，这就为这几篇短文提供了必要，而这些短文又使这些故事在上下文之间得到了衔接。在这些故事里，意义来自在特殊情况下活动的人物，在这几篇短文中，福克纳的修辞和思想似乎是突出的。

实际上，与后者相似的是福克纳所作的关于他在公众中所起作用的一些讲话和所写的一些文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曾经预料到一些变化，会迫使“政客们？油嘴滑舌地用善良的行话来谈自由身分、自由和人权。”在“黑人的渴望和需要”的问题为了公正开始更加频繁和烈地被提出来的时候，福克纳也开始采取比较公开的态度。

“大约是这个时期，”他的弟弟约翰后来写道“比尔开始写作和谈论给种族以平等待遇的问题。这和我们其余的人的意见是相左的。”他家庭的人们正在写信或发表声明，意在避开他的意见，福克纳的邻居们则威协要进行报复。他们把他的名字叫作“哭泣的威利·福克纳”和“黑人的情人”

“使他苦恼并向他挑战。自然，当比尔一开始讲给种族以平等待遇的问题，他就立刻成了不定时的无名电话的对象。不可思议的语言在骂他，他的邮件里充了谩骂约匿名信。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同意比尔的观点，我们说“他活该。他应该知道这是会发生的。”有时进行这种争论，福克纳甚至还到高兴。他的事业是好的，他的目标是不苛求的，他的反驳是机智的。但是他常常陷入深刻的烦恼之中，这不仅是因为他知道他可能被迫离开故土，而且也因为他知道，他周围发生的“蠢事、暴行和残酷无情的行为”可能导致大规模的灾难。

在“密西西比州悲剧动”仍然紧张的时候，福克纳决定接受国务院的一项任务，作环球旅行。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九，他离开了奥克斯福去东京，他在本呆了三个星期。在旅行后的几小时里，他睡觉太少，喝威士忌太多。他发现自己周围围着些人，准备好了问题，铅笔拿在手里。有时，他嘲笑自己是个“六年级的老兵。”但是他常常到自己真正地处于不利地位。在情绪轻松，有信心的时候，他乐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坚信的看法:有时，他发表的意见近乎武断。但是他意识到人们以为他是有学问的、博学而智慧的人，他就倾向于退去，并想去喝酒。他又一次需要帮助以避免体力不支，他又一次从一个医生和一个名叫李昂·毕康的觉锐的官员那里发现了这个情况。

由于大的努力和相当大的照顾。使者福克纳从接近灾难的情况转到了作为使者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候。毕康注意到，很少有时间与人共饮杯中之物，与学生们的会议超过了与教授们的会议。听众中有些漂亮少女时，他应付裕如。活动程表是作了心安排的，也仔细地安排了听众，福克纳侃侃而谈，讲到了书籍、战争与种族、狩猎、经营农场和航行。虽然他的风度是正式的，回答中有套语，然而他似乎是沉着的，反映迅速。本人发现他的举止接近东方，因而喜他。

八月底，他飞往马尼拉，在公众场合了些面。并且看了维多利亚、比尔和维基·菲尔登。然后他启程赴罗马，在那里会到了济恩·斯泰因。他打算在执行国务院指令的另一轮公开活动之前有几天休息时间。然而他到后不久，一个名叫梅特·蒂尔的十四岁的男孩被谋杀，被砍得肢体残缺的消息传到了欧洲。福克纳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他描述“一个受害的黑人儿童”是被两个密西西比的白人杀害的，这是一个恐怖的行为。他接着说，假若我们在美国“不可救药的文明已经达到那种程度，即:我们必须杀害儿童，不管是什么理由杀害，也不管杀害什么肤的儿童，我们就不配生存下去，大概也不会生存下去。”他发表了谈话，结束欧洲之行时，又会见了济恩·斯泰因，这一次是在巴黎会见的，然后去英国和冰岛，这是他官方的旅行路线的最后两个停留之地。十月中旬，他到达纽约。他到已经终于消除了自己的烦躁不安。在纽约逗留几天之后，他打算“回密西西比州去？再开始写作。”兴许他仍然不仅需要写作，而且需要把他“想象的故乡与县”的情形加到里边去。

据说他八十四岁高龄的老母患了脑溢血，他赶紧回去。他到达奥克斯福时发现，他母亲正在康复，他的子参加了嗜酒者互诫协会。几年来，斯蒂尔的身体时好时坏，可是她继续大量喝酒。由于吉尔的劝说，她决定重新开始。福克纳希望自己也重整旗鼓，决定着手写拖了很久的《村子》的续集。但是首先，他需要作两次旅行。一次是到华盛顿和纽约去正式汇报执行任务的情况，另一次是到新奥尔良和帕斯卡哥拉作远游。好多年来，他曾经与海伦、斯蒂尔、梅塔和约安在加丽妹妹街上和帕斯卡哥拉的海滩边漫步。如今，他要和济恩·斯泰因在这两地漫游。十二月初，他回到了奥克斯福，写作斯诺普斯家史。开始时，词汇来得很慢，或者是完全想不出来。作为年轻诗人，他曾经努力创作过一些全新的作品，不料重述祖先和前辈们的话却几乎使他寸步难行。如今祖先们和前辈们的魂灵并不那么象他自己年轻时的幻影那么萦绕着他。他越来越发现不能相信，他能和自己早年的技艺媲美。他所想觉和加以想象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巍然屹立的“唯一无二的祖国高于在那不断地时明时灭地闪闪烁烁的苍穹下的你的整个生命的价值”他认为是加文·嘶蒂文斯的思想。但是他到那是令人疲惫不堪的和可怕的，他没有那个力量和优越条件了。不久，他开始想到自己的力可能“已经消耗殆尽，”可能决不会再“用旧的方法突然引起自己的兴趣了。”象《寓言》一样，《小镇》从篇幅上看反映他写大部头书的需要，从该书的格调看，它却反映需要提出意见和达到完全的深度。但他仍需为一个女人写作，为一个他所认识的相信他的女人写作。

“我觉得将你的反映写进斯诺普斯的新材料是非常好的，”一月他给济恩写信说。后来，乐的子变成了凄惨，他给济恩写的几封信里关于他的进度的报道就混杂着疑虑，他怀疑他是否不能再用“火、力量和热情”来写作。但是自从济恩相信了他，他就决心继续写，特别是自从他希望相信她是对的而他错了以后。

尽管有些间断，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一月底，他写得好，自己也到惊讶。二、三月，种族的争论使他卷入进去，他的写作慢得几乎停了下来。他写了些短文，如《给北方的一封信》和《论恐怖:南方在临产阵痛中》试图得出一个论点:不经暴力而进行改革。但是他的努力没有使任何人高兴。w·e·b·杜波依斯以进行公开辩论向他挑战时，愤怒的呼声说量他不敢“到三角洲来试试看。”对他所居住的乡土到苦恼并且怀疑自己的写作能力，他狂饮杯中之物，并无所顾忌地骑马。假若饮酒使他到“更大、更聪明、更高”那么骑马简直就是最好的了，可以使他到更大，更强健。象他叫做邓皮的那匹马一样，一些难于驾驭的高头大马提出了他所需要的一项挑战:“在他的情冲动和需要中的某种深刻和来自心底的东西，”

“为赢得最好的体魄和胜利的一个愿望。”冬末初，福克纳在他的较大挑战中稍有进展。但是他继续写《小镇》，首先在奥克斯福写，之后到夏洛特斯维尔去写，吉尔的第一个孩子就是在这里生的；然后到纽约去，济恩正在那里为《巴黎评论》工作；之后又回到奥克斯福。暮和夏季，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奥克斯福度过的，开始更紧张地进行写作。七月份，他的迟疑不决和不稳定情绪消失了。八月底，他写完了他的稿子，认为他的新书是悲惨的和有趣的。

《小镇》把福克纳带回到了二十年代末期的《亚伯拉罕父亲》、带回到《庭院中的骡子》（一九三四）之类的短篇、带到他一九三八年给罗伯特·哈斯的信中所讲的要点的作品中去。《小镇》的酝酿时间很长，反过来《寓曹》写作的过程特别久。三十年间，他一直在思索和谈论这部书的某些部分。他不愿意承认这部书反映了他的小说王国的“疲累，”他承认这部书可能是“搁得太久”而变成一个“小小的笑柄。”实际上，《小镇》所反映的正是读者们所意识到和福克纳所承认的——在评论中谨慎地承认。在信缄中则较为坦率——他不仅更老了，而且也疲惫了，他终于回避去写这本书。三十八岁的尤拉·瓦尔纳·斯诺普斯自杀时，这个最伤心的时刻之一到来了。在《小镇》里和《村子》里一样，尤拉情萌发。但是在《小镇》里，她更加庄严好象没有情似的，她成了悲剧人物，她的死部分原因在于使她的女儿不致受到诽谤；但是她的死也是由于她那个小小的、贪得无厌的社会里没有配得上和她生活、值得她的人:“她厌烦，”拉特利夫说“她恋着，她有资格去，为了，她可以给予而且接受别人的。不料她努力了两次，都失败了，找不到能力够强、可以值得并获得她的，和她匹配的人，要不然就是甚至找不到敢于接受她的的人。”然而象尤拉的这个明显的改正一样，这部作品的倚轻倚重部分地只是厌倦的结果:它也是构思斯诺普斯家史的人与写作《小镇》的人之间分裂的结果。我们在《寓言》中到绷得过紧的状态在于写作意图与天赋之间；在福克纳的所有作品中，这部著作最明显地反映着他已经决心写一部不符合他的才能的书的后果。然而在这部著作中，基本思想与写作意图是有关联的:从这部著作的构恩到其完成，它都是象的和说教的。另一方面，才能与基本思想是有关系的；这是这部书初期构思的主要含义之一。除趋衰退的力外，损害这部书的是写作意图的分散，写这本书的人的意图与酝酿这本书的人的意图是不相同的。假若《寓言》使人想到福克纳想使自己成为一种不同的作家的努力取得了部分成功的话，那么《小镇》使人想起，发生的变化是重大的。

虽然《村子》中的某些生动和喜悦也写进了《小镇》，可是我们在他早先写的那些章节就对它们到非常明显，如《庭院中的骡子》的情节，或者在早先入的部分，如拉特利夫板起面孔决定反对弗莱姆无情夺取萨多里斯银行的领导权。拉特利夫与加文·斯蒂文斯及查理士·马里逊一道继续试图作某些事情，以阻止弗莱姆。然而福克纳说，在《小镇》的所有人物中，他特到骄傲的是两个女人——尤拉和她的女儿林达。显然，弗莱姆与斯蒂文斯继续控制其事业，而拉特利夫是弗莱姆钟的人。然而他自己触最深的是，尤拉找不到情人和她自己的地位。虽然尤拉缺乏加地继续生活下去的意志，可是她一样有着加地求的本领。她找不到自己需要的情人万念俱灰，主要为此伤心极啦因而离开了尘世。另一方面，林达也对几点事到兴趣，其中包括她具有同样的花容月貌。关于她有疑问的出生，使人忆起昆丁夫人。另一方面，她象约安·威廉斯。加文·斯蒂文斯恰好是她的导师，既象菲尔·斯通，也象威廉·福克纳。象斯通，斯蒂文斯是个身材魁梧、口著悬河的律师和失意的教师。斯蒂文斯关心自己的和林达的声誉，想到他的弟子是豆蔻年华的少女，他试图将自己对林达的情导向恰当的方向，就象福克纳曾经对约安所做的一样。他一度想到自己主要是她的父亲和导师。他想指导她阅读，塑造他的心灵和决定她的命运，然而他到情受到了抑制，因而想到林达的情也受到抑。之后不久他不仅是培养女儿的父亲，教学生的导师，而且也是一个骑士，他想当一个情人。作为一个骑士，他想把他的娇娥从扼制她不适当的习俗中解出来；作为情人，他渴望占有她使她向一定方向发展和解她。

假若我们从尤拉身上观察到将要充福克纳生活的某些黑暗的话，福克纳越来越意识到他决然找不到一个和他的奇才匹配的佳偶；那么，我们从林达身上却看见了一出长期郁郁不的戏剧。福克纳在其生活的早年，就从主要的经历上，开始愈来愈对他的地区和他的家庭的不，而那些不在《小镇》里表现出来了。然而它们最后被迫纳入了一个太悉和简单的公式。构成《小镇》的是约克纳帕陶法的改变以及回到了约克纳帕陶法。这主要是因为它缺乏福克纳的想象中经常需要的生动活泼的复杂情况，福克纳作为一个长篇小说家，曾经是从分歧中茁壮成长的。他需要进进出出，到各处走走，从局限到超，从沉到奔故，他的想象力依赖于相互支持的对立面（约克纳帕陶法与粒法耶，杰斐逊与奥克斯福，想象的王国与实际的国土）。从这些，我们找出了他对相反事物的依赖。而且在这个依赖中，他作为一个人的需要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需要碰到一块儿了，而且相互估量着。在年轻的时候，他就开始探索一种可以容纳混意识的结构和表明他自己所受到的不能说明的比照关系。作为一个小说家，他学会了用一些结构非常成功地进行了实验，以致在他的伟大的小说里不能说技巧是从什么地方开始和终结。在《小镇》最明显的先行之篇《村子》中，他表现了对意味着本剧变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统计方面变动的高超的想象技巧。他相信自己对于完美掌握急剧变化的能力是，到勿需事先对它们加以简化或缩减。另一方面，在《小镇》里，对立面的对比、相矛盾的需要的结合、们望与希望的配合让位给简化与缩减，在加文·斯蒂文斯与林达·斯诺普斯有关的地方更其如此。

福克纳改写完《小镇》后，开始往返于奥克斯福与纽约之间。在奥克斯福，他竭力帮助阿达莱·斯蒂文森击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他知道他的候选人“曾经从三方面攻击过他，即:智慧、文雅与博学方面，”他觉得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但并不到惊异。在纽约，他竭力和济恩·斯泰因保持旧好，他发觉结果是痛苦的。十二月大部分时间他呆在奥克斯福，看清样、过圣诞节、骑一匹叫做邓皮的烈马。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回到纽约，济恩清楚表明她希望摆关系。这个消息是有一系列前兆的。一年前，他到怀疑，他需要她是否使她到紧张不安或者沾沾自喜。在《小镇》的写作过程中，她保持支持的态度，尽管显然有些神经过。这书写完时，写书仍然使他到筋疲力尽和痛苦。他喝了几周的酒，住了一个星期医院。之后，他离开纽约到夏洛特斯维尔去，成了弗吉尼亚大学的驻校作家。二月中旬，他到校对，课程已在进行，他接受的任务在等待着他。除在公众场合面外，他希望在定期的会议上会见学生，并保持正规的办公时间。虽然有些教授使他到自己是没有学问的，这使他不安，然而他的关系总的说来是热诚的。他和一两个年轻教师弗里德内克·吉恩，特别是和约瑟夫；布洛特纳的关系很友好。在学生们中，他似乎到愉快，愿意帮助他们。他身着漂亮的花呢大衣，拿着烟斗，颇有教授风度。大多数的课堂会议之后，就有一个非正式的问答安排。这样他迟早就有机会谈到自己的所有小说和许多故事。他常常求助于他悉的提法，其中有些是他昔在新奥尔良时所用的:他几次讲道，小说是“想象、观察与经验的”复合体。有时他忘记或记不起一些故事，或者他回忆起他曾经考虑过或者抛弃不用的这些故事的改写本。对于他来说，他的王国仍然是在运动中并且永不衰竭。有许多情节、冒险故事，甚至人物，他仍然还没有写，还有少数的尚待发现。

在这些会议中，正像在几次接见记者访问中一样，福克纳喜的艺术家的形象多少有些象上世纪末漫主义鼎盛时期的形象。他说，艺术家是被魔鬼追赶的人物，被死亡的预所绕并决定在被人遗忘的墙上留下潦草涂写。他的需要是简单的（孤寂、铅笔和纸，烟、食品和威士忌），他唯一的责任就是忠于他的艺术。他完全是冷酷无情的，全然非道德的，为了使他的书能够写成，他可以作任何事情。当想象与典型发生矛盾时“应该突出典型。”但是目的在于使想象与典型相一致、相适合并且相协调。因为艺术家所追求的“不是许多潦草书写的总和。而是一本完美的书，？它是一个简单的瓮或模型。”在五十年代的速写中，这个肖像显然更象福克纳的过去而不那么象他后来所起的变化。现在他的生活较为舒适，他的经济来源更加可靠，他更加闻名遐迩。一直到一九五o年，他的家乡还在继续弃绝他。《圣殿》出版（一九三一年）后不久。南方人开始表现出这样的情:福克纳的人物的堕落与他们毫不相干——诺贝尔奖发表以后，《纽约时报》于一九五o年清楚地说那是讲的所有的美国人。他的社会“往往是太恶、太堕落、太颓废、太腐化了。”伦和强在杰斐逊可能是普通的娱乐，但是它们“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没有。”《纽约时报》继续说“美国人最热烈地希望，”瑞典给的奖金和“福克纳著作在外国人中的大量免费”都不意味着他们将他的小说与美国人的生活联系了起来。然而几年以后，甚至密西西比大学的克利夫登·法迪曼也投降了。密西西比大学原先拒绝接受赠送的《士兵们的报酬》，可现在已经开始做福克纳作品的搜集工作。法迪曼对《押沙龙，押沙龙！》写了一篇愚蠢无知的评论。之后，他又高度赞扬了《寓言》。

尽管有了舒适、金钱和声誉，然而福克纳的生活却远非平平静静的。他的写作、饮酒和骑马表明，显然他是较少地沉湎于艺术，仍然追求个人的好。他和斯蒂尔喜住在夏洛特斯维尔。在这儿，他们可以离吉尔及她的家庭较近，离威胁的喧啸和猥文学较远。他们在这个大学，特别是在凯斯维克与法明登狩猎俱乐部度时光。凯斯维克的成员之一林登·r·马西是一个有才智的阔人，他将近三十年来一直在收集福克纳的书。在这两个俱乐部的其他人们则是和善、友好的。福克纳对网球、高尔夫球和飞行的兴趣已然消失了好几年。只是泛舟游览和骑马仍然是消遣之道，他只对骑马依然保持着热情。几年来，他和雷德·布莱特与艾克·罗伯兹一块儿在窗西西比河沿岸低地猎狐狸、浣熊和鹿，并在河岸野餐，吃散叶甘兰和浣熊。但是他总是以狩猎为乐而不在于杀死野物。几年前，他决心集中力于追赶猎物:“因为我每次看见任何未经驯服的动物忿怒地逃跑时，它们的速度、生命都是那么栩栩如主，我好象看见了一个年轻、热情、俊俏、充活力的身段。”在夏洛特斯维尔，非常重视狩猎的仪式和壮观的行列，他认为这正是他所希望和需要的:古代的仪式与典礼的观念、活动物运动中的美和迫使力量很猛的大动物跳越高障碍的惊险。

他到达夏洛特斯维尔之后一个月，为国务院的另一项任务启程赴希腊。在雅典，他出席了迪米特里·米拉特的作品《安魂曲》的首次演出典礼，接受了雅典学院的银质奖章并且发表了另一次接受奖品的演说。在正式面的间隙中，他在琴海各岛屿之间乘般游览。在被问到现在的写作时，他详细讲到了刚出版的《小镇》并谈到，他准备写的《大厦》。回到夏夏洛特斯维尔后，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为斯诺普斯家史的命运苦恼——他认为他让“其他的许多事情挡了道，”并且认为“你不应当把你认为值得写的某些事情搁置太久。”五月，兰登书屋推出了《小镇》的续集，福克纳声称，他想“继续写”斯诺普斯家史，直到使自己以前“讲的话完全兑现。”六月，他启程回家，心里琢磨着几件事情。他要垦植没有好好照顾的格林希尔农庄；他要泛舟游览和骑马，并且要开始写《大厦》。因为他对猎狐和狩猎俱乐部是很认真的，骑马已经成为他的任务和强烈好。他有时讲到狩猎，好象他是受过严格训练似的。他不久发现，只是由于一九五七年在密西西比住过，使种族问题成了一个必然的密切注意的事情。尽管由于某些事情和加上其他事情，他注意力不集中和几次中断，他仍然努力将一些谈话编辑起来。十二月，他写信给尔斯·约逊，用的字眼重复着两年前给济恩·斯泰因写的一些信中的词句。他正在写斯诺普斯三部曲的第三卷“这书将结束这个三部曲，”他说“兴许我将会才尽，我可能碎铅笔，扔掉纸并且休息了，因为我到非常疲惫。”一九五八年初，福克纳回到了弗吉尼亚大学开始作驻校作家的第二学期。希望使他的农庄不致再度荒芜，他作了些安排，以便回奥克斯福搞播。他希望保持已经建立起来的势头，把他的稿子带到了夏洛特斯维尔。按时与学生举行的会议、有时在公共场合的面以及正规的办公时间，似乎都没有使他苦恼。他喜这个大学和夏洛特斯维尔。他作为驻校作家的第二学期即最后一学期之后，于一九五九年在阿尔德曼图书馆当顾问，一九六o年作为巴尔奇①讲演者讲美国文学，与这个大学保持着联系。在他的晚年，夏洛特斯维尔好象差不多和奥克斯福一样，同样是他的家乡。

然而在这一切之余；学生们、办公时间、骑马与饮酒，他还是进行写作。有时，似乎又是出于兴趣，但更多的时候是意志坚定的。他仍然继续写作，首先是在弗吉尼亚，然而整个漫长的夏天在奥克斯福。到八月，由于旅游者们在庭院前好奇地盯着这个房子，他想在弗吉尼亚买一处地方。圣诞节后，他和家人在夏洛特斯维尔团聚。在那儿，他也和“凯斯维与法朋登两个俱乐部的成员玩得。”之后不久，他回到了奥克斯福，他的进度加快了。到一月底，他已写完了初稿。他写信给蓝登·豪斯说，在他可以带一份复制品或送一份给他们之前，还需要“大约一个月的功夫整理。”这最后两个进程比福克纳预料的要长些。三月九，他完成他的长长的打字稿，七月之前，印出了长条校样。因为萨克斯·康斯已于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逝世，福克纳现在和亚尔伯特·尔斯金一块儿工作。因为《大厦》是一个三部曲的第三卷，编辑它证明其复杂非同寻常，并且很费时间，甚至后来请杰姆士·梅里威仁帮忙。福克纳一度想对他的这本新书作小的调整，然后在以后的版本中，使之与《村子》和《小镇》与它相协调。然而由于有某些提醒，他同意据明显的路线，将《大厦》作些调整使其与《村子》及《小镇》一致。他宁可忽略小的差异，理由是:“那个事实”与“真理”几乎没有关系，不一致是不能予以忽视的，他改了《大厦》书稿。

从写一部书到另一部书，福克纳总是想认为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是最好的，本着这种思想，他已经非常接近于成功的梦想:这个“瓮与模型。”福克纳在艺术和其他许多方面都对祖先们到尊敬，甚至敬畏，他对这个继承者也暗自表示同情，在此情况下，继承者意味着《大厦》一书。福克纳需要坚持《大厦》的重要，其背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殊原因。结束这几本书对他来说决非轻松的:虚无、丧失了目标和新的失败总是来得过快，将松的、欣喜若狂的和大功告成的思想一扫而光。过去几年里，《寓言》和《小镇》这两本书，每本书写完时似乎还没有到最后，可是写完《大厦》则不然，他已经走到了他的“计划的劳动”的终点。他希望而且需要觉到，就他而言，他将要消失，这失去是值得的，他不光只是耗损已尽，因此消逝得并不寒碜。

但是他知道，《村子》较接近于一种察力，它使得三部曲成为可能。他知道这是一部较优秀的小说。最后他觉得有勇气去遵循承认其重要的适当而实际的路线。

象《小镇》一样，《大厦》是倚轻倚重的。长期拖延和愈来愈疲惫，使这书大受损害，它太损害了酝酿此书的人的意图与写作此书的人的意图之间的矛盾的迹象。然而福克纳越写下去，就越使它不仅成了斯诺普斯家史的顶点，而且成了对他的王国的修改。它把许多场面和人物写在一起。通过蒙哥马利·华德·斯诺普斯这个人物，我们再看见了在《圣殿》里的关键的场景，里芭小姐的场景。通过弗莱姆的一次易，我们对本基·康普森的死和佳森·康普森的几次冒险有了更多了解。象《村子》与《小镇》一样，《大厦》一部分是进展情况，一部分是编年史。象它们一样，这本书坚持了宏伟场面，它使用了不同的叙述语言并且经常变换景，它使角了旧的素材，其中包括发表过的故事，如:《众人拾柴》和《领主的海滩》和象《典当猪》之类的未经发表的作品片断以及它的庞大的角阵营，其中有些是悉的，有几个则是新的。

在这部小说的开头，我们回顾了霍斯登的明克·斯诺普斯谋杀案，这是《村子》的一个重要事件。后来我们看见明克坐在帕奇曼狱中，这是《野棕榈》里的一个重要场景。明克终于被释放了，他谋策划他将采取的报复行动。明克认为弗莱姆出卖了他，他要活着杀死他的亲属。在这部小说快结尾时，我们看见他执行自己的计划。因为当时我们已经将明克本着不屈不挠的神进行复仇与我们在弗莱姆兴起时所观察到的那种同样坚强不倔的神是有联系的，我们就预料到这次谋杀本身，并且发现它几乎是命运的突然衰败。我们所没有预料到的是拉特利夫、林述·斯诺普斯和加文·斯蒂文斯在这次罪行中扮演的角，因此也没有料到这个计划和这个行动之间所产生的其他发展，包括福克纳对明克产生的同情。

在《大厦》里，虽然拉特利未、查理士·马里逊和斯诺普斯家族的好几个成员扮演主要角，加文·斯蒂文斯，特别是林达·斯诺普斯则是以主角的面貌出现的。林达离开了乡下到纽约和格林威治村，她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可以与她对艺术的兴趣不相上下。她有时似乎既像济恩·斯泰因又酷似约安·威廉斯。她和一个名叫巴尔通·科尔的雕塑家结了婚。之后，她去西班牙，参加了拥护共和国政府者的斗争。她回到了杰斐逊，受了伤，成了寡妇，之后，她从事一项福克纳曾经从事过的事业，她的命运遭到了福克纳曾经遭到过的苦难:她在她周围的人们引起了某种“古代中的返祖现象的种族集团成员的恐怖”被人们骂为“黑人的人。”虽然她和斯蒂文斯从没有同共枕过，他们的确成了情人:“因为我们是全世界唯一的两个人，能够互相亲而又不必合。”后来，她帮助明克·斯诺普斯拟订他对弗莱姆复仇的计划，部分原因是出于对明克的同情，部分原因则是出于希望为她的母亲报仇。在这部小说的末尾，明克带着林达给他的钱逃走，他还得到拉特利夫与斯蒂文斯的打救。

早先我们终于看到的明克是世界上一无所有的一个穷光蛋，形容枯槁，失掉了一切梦想的男人。福克纳通过他最后一次表达了他总是觉到的对穷途末路的人的同情。拉特利夫和斯蒂文斯瞧见他逃跑时，称他为世界上“可怜的‮子婊‬养的”这个词变成了《大厦》中相当于盖尔·海陶维尔的“可怜人。可怜汉。”福克纳强调明克的严峻考验的代表和他的极大痛苦的休戚与共，对他加以表扬。一九二二年，他曾经首次用引起共鸣的话语，他认为明克“同任何人一样，一样善良、一样勇敢、一样有摆不了的困难、一样默默无闻:美丽、华丽、骄傲与勇敢，直到那闪闪发光的幻影与梦想，那是人类长期记录的里程碑——海伦和主教们、国王们和居无定处的安琪儿们、高傲而优美的六翼天使们。”福克纳用这些话使他计划中的最后努力告了结束，这些话肯定不仅只是被看作与明克的挽救有关系，而旦也被看作是一种总结。他既到藉，又觉得非常疲惫，他试图为赋休恢复自己的能力。他和老友们谈起旧时光景，似乎那么津津有味又怀念乡土。他的一生都为教孩子们游戏和给他们讲故事而到高兴。在他的孙子们和孙子们的伙伴中，他发现了他的首批听众之一的另一种类型。在他写完《大厦》时，吉尔的另一个孩子，以他的名字取名的男孩，已经一岁多了。因为加斯贝尔特是福克纳最后同意作为自己的名字的，因此他希望永远采用这个名字。他的第二个孙子威廉·加斯贝尔特·福克纳·桑梅斯是用一个大名鼎鼎的名字的另一个小男孩。他学会讲话后不久，他的祖父教他站直，让他叫自己为“威尔·福克纳。”然而福克纳恢复了能力比赋闲还要危险。他有时仍然去纽约访问，继续为国务院出去访问，一九五九年秋访问了邓维尔，一九六一年访问了委内瑞拉。但是现在，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奥克斯福和夏洛特斯维尔消度的，他和斯蒂尔在夏洛特斯维尔的陆格比路买了一幢舒适的大住宅。在这两个地方，他都继续骑马。

“现在已经两年了，”他于一九六一年二月说“我作了许多事情，可是没有骑马和狩猎狐狸。”风华正茂时，他的勇敢有时超过了他的骑术。作为一个有经验的骑者，他对冒险越来越大的需要经常超过了他的骑术。几年来，他多次摔下马，有几次伤得重；五十年代末，他骑马更加无所顾忌，摔下马的事更寻常了，受的伤更厉害，背部几次受伤，有时手臂、肩膀和锁骨也受了伤。在奥克斯福，他骑邓皮，在夏洛特斯维尔，骑鲍威尔霍斯。在这两个地方，不仅遇到了，而且还招惹了危险。

“有一次是让马跳越障碍，”他说“这会使人到舒服。兴许这是危险的，是一次冒险。无论如何，那是我所需要的。”他所追求的一部分是骑术的通“身体、胜利”的思想，不只是要超过他所喜的块头大的有力气的猎人们的骑术，而且也要克服自己的疲倦与惧怕的心理。

“它是非常好的，非常令人动的，”他一九五九年写信给约安·威廉斯说“即使在六十二岁，我仍然可以臆步地走，比其他一些人走得远，走得久些。”然而他对自己的要求超过了他的骑术和持久力，完全不顾身体的受伤处，继续准备“冒我的骨头？的危险。”似乎面对危险是他表示轻视毁灭的唯一办法，似乎他需要走到灾难的边沿，以便一再证明他既不害怕也不希望灾难到来。

有一个时候，赋闲的愉快和危险似乎已接近足了；“因为我三年前就戒了酒，”他一九六一年写道“我甚至对于写作也不再兴趣。”但是他的较大需要，就象他的较大才能一样，是工作。他从来不知道他到不需挣钱的乡土。他很早就开始觉得自己在经受考验，他也很早就学到了一再考验自己。他说，一个名叫吉姆的侄儿是喜他的为人的“唯一的人。”那是部分地证明自己正确的一种方法，写作则是讲毁灭的另一种比较旧的方法。在他的最后几年中，提醒死亡的事情有规律地传来，令人到不安:一九五八年七月，萨克斯·康斯；一九五九年十月，哈罗德·欧伯尔；一九六o年一月，亚尔伯特·卡穆斯；一九六一年七月，恩斯特·海明威。一九六o年十月十六，德·巴特勒·福克纳逝世，享年八十九岁。在去世前几天，她曾经表示希望找到一个极乐之地，在那儿她不会看见她从来就不喜的丈夫。

卡穆斯逝世后不久，福克纳把卡穆斯描述为这样一个男人，他一生都怀着被所有艺术家动的“同样的预见和对死亡的憎恨”去探索“只有上帝才知道的答案”海明威逝世时，福克纳已开始写他的第十九部，也就是最后一部小说。他现在以自己的语言来进行写作，即六十五岁高龄的祖父回忆其童年时期的语言，题为:“《劫掠者》的卢霞斯牧师的《回忆录》”显然是发人深思的；我们听来是优美的声音。他那一再重复的怀乡叙述既反映着福克纳在对他父亲的回忆中终于达到了重新和好，也反映着他对他的孙子们到怡然自得。它使我们到了约克纳帕陶法，回溯到一九o五年，当时卢霍斯还是个年仅十岁的男孩，在马车出租店和他的父亲里一块儿干活。在他回忆的历险记中，卢霞斯给我们介绍了他的母亲和三个弟弟，一个名叫加利阿姨的仆人和一个名叫尼德·麦克卡斯林的汽车司机以及包括布恩·霍干贝克在年的其他几个悉的人物。二十年前，福克纳为关于一个男孩与三个大人的小说，即《哈克·费恩一伙》的故事作了提纲:一个身材魁伟、热情勇敢的怀着童心的男人与一个狡猾的、肆无忌惮的仆人和一个年纪大的、慷慨而智慧的女。福克纳说，这个男孩“处于逸、堕落和实际犯罪污浊空气之下”他将学习“勇敢、正直、宽宏大量自尊与同情”这主要是因为受这个女的影响。

一九六一年八月初，福克纳把他的这部新小说说成是“写作进展顺利，可能已经写完了三分之一。”他认为它是幽默的，他写起来毫不费劲而且很兴趣。几年前，他为《坟墓中的旗帜》设计了一个封面。他已为他的新书写了一个护封的广告简介:“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显然够得上成为西方世界的自由意志和私人企业的圣经。”恩斯特·v·特鲁布拉德文学与戏剧评论奥克斯福（密西西比州）鹰几周以后，他又写信给他的编者，说，我“突然使劲干，已于一周前写完初稿。”

“在一个月内，我就可以送给一本清楚的稿子。”三周后，他有了一本修改后的打字稿，书面为《劫掠者:一篇回忆录》。

福克纳的许多小说，特别是他的一些长篇小说，曾经是实验主义的，富有创新神。他的几次社会声明似乎是对传统观念进行攻击。但是他的许多小说，错综复杂如《押沙龙，押沙龙！》，简单者如《掠夺者》，被认为是过去的再现，找到了“男人与自己、与其伙伴与其时代和地域的矛盾”所在。这些矛盾中的每一个都是福克纳自己的，他将每一个矛盾都写成了他的那种诗。他往往似乎认为，他是站在暮霭沉沉中，文化终于在美国南方被内战所破坏，在西方世界则是被大战所毁坏。从童年起，他就到自己向往过去，然而又对现在负责。他一再说“生活是运动。”

“作家所要求的是同情、理解？·任何事情不管它似乎多么完美，它是不能持久的，因为它一旦停止，放弃了运动，它就死亡。”他说，作家所探索的“完全不是去选择立场，”只是对已经失去的表示和唤起同情。为了适应他的双重义务，他不仅塑造了一些角、戴假面具的人和一些人物，而且挛造了意味着一系列看法的一些关系，从象昆丁这样的“向后看的鬼，”（他讲话时怒气冲冲而且情绪沮丧）到拉特利夫，他接受“文化上的变化”而且毫不到极大的痛苦、悲伤，甚至也没有留恋过去的情。在这些看法中的一个看法里，福克纳发现对所有悲剧都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认出决不会及时地为自己报仇的那种人。这样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我得到的。在另一个看法里，他发现了对所有的喜剧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识出那个人，他可能为此而得福，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找得到他的。福克纳比昆丁或拉特利夫的分裂还要大，他塑造了他们两人，使他的艺术成了殉哺育他们的乡土的探索。他把那个故土取名为约克纳帕陶法，他认为它既是一个想象的地方，也是一个具有本身历史及其发展进程的所在。

从福克纳这方面说，那种探索是件最好的事情:“他认为写作，”如谢尔比·福特所说的“涉及生活的全部。”他独自坐着，静静地眺望他书斋窗户外的景，他仍然是一个腼腆而苦恼的人。怀疑、恐惧、忧虑，最重要的是丧失和迫在眉睫的黑暗，依然绕着他，然而他在写作叙述小说中。他发现了二条超越于窘困甚至绝境的通向暂时宁静的方法。只要让他一人独居，给他一支笔和“洁白的纸张？不受侵犯和永远合符期望，”他就可以承受最可怕的现实——“寻常事端，”甚至“疯狂与仇恨”）——并将其变为“一种光彩夺目的永恒的美。”虽然福克纳仍知道，他的特长除了运用语言就不能作任何事情。他已把自己的天才献给艺术，可他又为生活省下了一些才能，如我们所看到的，他模仿他的曾祖父，花花公子和豪放不羁的艺术家，他对被轻蔑的情人的命运的几次探索，他作为飞行员，农场主和骑手的事业和他作为儿子、兄长、丈夫、父亲与人所起的作用。他有时，特别是在年轻时和晚年，背诵自己写过的某些句子。另一些时候，他谈到自已后来写的一些句子，包括某些他非常喜背的句子。他通过生活中明显的动和相互影响，使自己的生活成为艺术的提炼，并使艺术成为生活的提炼。然而象他的虚构和杜撰一样，他的角、外表和经历都是更具有保护的而不是表现。只是在他的小说里有着均势的重大变化；他在他的一些故事和小说里则大大加以利用，其中表现了他更深的内心世界。

福克纳写完了他的小说，回到夏洛特斯维尔，准备和他的家人一道轻松地生活，并且“忙于骑马和狩猎狐狸。”《劫掠者》使他到几乎象青年少之时，这主要是由于写作这本书是很顺利的。

“我愿意等到，”他说“材料具备之时，直到我可以照着材料写，而不是努力去出材料来。”现在他一周里有四天打猎，从佛晓一直打猎到中午。然而快到年底时，他进入了一个自己不能摆的循环。由于几次摔下马，他受到越来越厉害的损害，特别是他的背部下边受伤更重，产生了一些小小的令人痛苦的不幸的事故。十二月，他喝酒多，部分原因是为了减轻痛苦。十二月底和一月初，他在夏洛特斯维尔和里奇蒙德的几个医院里进进出出。一月中旬，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他第三次从一个医院出院，之后启程去奥克斯福。他休息了几天，盼望着润的气候，以康复其虚弱的身体。一月底，一连串的天结束，放了晴，他开始猎鹌鹑，并且又骑马了。四月，他回到弗吉尼亚。四月后半月，他在西点和纽约分别玩了几天。四月，他和斯蒂尔认真考虑在亚尔贝马尔县买一处大的房地产，五月又认真考虑了这事。到六月，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雷德·克尔斯。三十年前，他曾经在萧条不堪的密西西比州买了一座摇摇坠的大厦和四亩地。雷德·克尔斯是美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里的一个没有瑕疵的房地产。它占地二百五十亩，包括一座漂亮的砖房、有九个隔栏的一个牛棚，一个马夫房、一个管家房、一个佃户房，一个工具房、两个谷仓、一个地下仓库和一个鱼熏制厂。早先福克纳就怀着深刻的矛盾心理写过一些差别很大的小说里，描述梦想拥有宏伟大厦的人们，如《押沙龙，押沙龙！》和《村子》。威尔·凡尔纳反复合计着想买下这个老法国人的有圆柱的废墟，其中有几个马厩、奴隶住房、斜坡上的几排房子和几个散步或骑马的场所。威尔·凡尔纳在《村子》的开头就对位特利夫说“我喜坐在这儿。”

“我想努力发现，当个需要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吃和在里边睡的傻蛋，必然会有什么觉。”但是福克纳也被这种豪华所打动。财产对他来说是成功的象征，封上那般曾经叫他“无业游民”的人们的嘴的办法。而且他象大多数有抱负的人们一样，他为拥有个人享乐和社娱乐的财富而高兴。假若罗万·俄克被称作老上校的富丽堂皇，那么雷德·克尔斯显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已经疲倦了，但是他仍想作一些事情“写一本或几本书，？或开讲座，”以便“拥有雷德·克尔斯。”然而实际上，那与其说是为了将来，不如说是为了他一直在注意着的过去。三月，他坐着让人家画像；五月，他在纽约看了济恩；六月，他去孟菲斯看了约安。他几次讲到死亡的预。几个月前，他曾经相信自己可以永远继续骑马、饮酒和写作。五月，他在纽约谈到了过去，这时马尔科姆·考莱发现一种思想状况“那恰恰对他不新，但是那似乎有一种新的回响。”他穿越夏洛特斯维尔，最后一次回到奥克斯福。在那儿，他六月十七摔下了马，摔得沉。他疲乏，又受了伤，可是却再骑上了马。

“我必须制服他，”他说。后来，他说“我不想死。”但是受伤和喝酒的循环又开始了，这是最后一次。七月四，他声称，他准备去一种他曾经经常将其与监狱和烤箱相联系的医院。七月五，他进了比哈利亚的莱特疗养院。在该院，在七月六晨，老上校的诞辰，他死于心肌梗。

福克纳在《记舍伍德·安德森》里，声称在一次梦中找到了安德森的《全传》。他把这个梦说成是一个真正的“轶事或寓言，”他在梦中看见安德森“沿着几英里长的乡村道路走着，牵着一匹马，他准备将马换，以获得一宿的睡眠。”在这个梦——轶事——寓言中，福克纳看清了安德森的人生逻辑:他希望将他得到的这个世界“他自己的美国，”去换一个由想象产生的世界。虽然福克纳立即继续将这个想象的过程与艰苦的持续不断的工作联系起来，可是他是间接地描述了它的秘密动机。他认为，它一部分来自对纯洁与真理的、一部分来自对才能的，而一部分则来自“那令人憔悴的不眠的对荣誉的不能足的渴望。”但是他也认为，它代表着使自我变化，达到某种最后极点的一种努力；他暗示，只有那样，人们才能发现超越于“令人憔悴、不眠的”斗争的宁静。

如杰姆士·梅里威仁所认为的，关于安德森的这篇作品“引起了对于福克纳写的其他几篇作品特别是《卡尔卡松》的对比，”《卡尔卡松》也是关于艺术家的悲惨命运与想象力的一个寓言。在《卡尔卡松》里，这个艺术家是一个骑手，他骑着马飞奔，其猛劲是“有节奏的、持续不倦的，”然而不能向某个最后的注定要完成的目标前进，那个目标大概永远在前头。然而《卡尔卡松》除了将这个艺术家与不能达到的追求相联系外，这部著作在几个方面是很重要的。第一，它不仅将妇女与“美孚石油公司”的权力相联系，而且也与低下的智力相联系:“她们已经学会在现实中平衡地生活，不受现实的干扰。”对比之下，这个男艺术家却既混又脆弱。他索绕着一种愿望，希望“表现出某种勇敢的、悲剧的和严肃的态度，”他骑马飞奔，马身跃起，呼呼如雷，这时心里明白，他正被推向失败和死亡。使他终于听从那种命运的——毫不惊讶地想到他的躯体正躺在波纹形的海底“在水的震颤的回声中宁静地翻滚着——这就是他对命运的了解。虽然他一方面知道“生命的终结就是静静地躺着，”另一方面他又拒绝“认为那是真的。”他从这个分歧中产生了力量的一种样式。他在黑暗中独自躺着的时候，就偷偷地然而仔细地听着老鼠的细脚在他上边匆匆地奔跑的声音。然而在黑暗中，他料想老鼠会掉下来咬他的时候，他就采取“留心盯着的办法。”在他那有超人察力的想象力看来“他那纹丝不动的躯体”变成了幻影，因而不复存在。他意识到“从诞生之起，他的躯体内就在不断地衰退中”他将自己生活中的疾病与死亡变成了一个创作的原则。于是他的光荣不仅包括他有能力将郁郁不乐的与悲剧的人物变为正派而有希望的人物，而且也有能力将令人痛苦的不意变成为人生的目的服务。他用想象将其变为艺术的力法，可以打开关着的门、接近被止的人物、于危险的活动以及使生命延长并灌输对死亡的蔑视。在肯定是福克纳所写的最奇怪的句子之一的后半句里，他描述了一个“力充沛的瘦的”可卑小人是男人们的主要毁坏者；后来他描写了一个“长相温柔的”可鄙小人是“妇女们和俊俏姑娘们”的主要毁坏者。然而在《卡尔卡松》中，这些形象就象那鼠头鼠脑的目不转睛的耗子一样，对这个艺术家来说，成了“滚沸的鲜”犯罪与死亡之对于基督——郎他的特殊场合——正如起毁坏作用的可鄙小人之对于这个艺术家一样。同样，基督之对于犯罪与死亡——他们唯一可能的纠正方法一正如艺术之对于人对失败、瑕疵和迫在眉睫的死的想法一样。如我们在福克纳的这个奇怪句子的上半句中所看到的，在这些说法里，艺术成了人类最巧妙的策略。在那个上半句里，其中的一点是，福克纳显然引起了基督的类似之处。福克纳的艺术家独自躺在黑暗中，回忆起长久的衰微过程，这过程就是他的一生，随后就迅速地得出这样一个策略，他太坦率了不能被叫做逃避现实的人，并且太富于进取心了不能被称为补偿:“体在其新生中靠节约地消耗自身以维持生命。如今体已经死去，可它决不会死，因为我是耶稣的复活与新生命。”福克纳作为一个艺术家，在其艺术生命开始的时候，就已开始害怕这样一种时刻“不仅他对写作的入已经过去，而且愿意讲和值得讲的一些事情也过去了。”部分原因是由于他自己的不一致深化了，部分原因在于他的作品写得最好，部分原因在于他对艺术的关系是那么热烈而令人意，因而他是慢慢地走向那个时刻的。然而他逐渐地对于自己过去写作的作品信心增加了，而对于自己正在写作的作品的信心则在消失之中，他开始把自己已经写完的作品当成自己的成就，那些就是他已经变成的自我，似乎他知道，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已经创作的东西，因此他并没有寒伧地损失什么东西。他一再地考验仍然存在的自我，他继续等待“这个时刻、瞬间、夜晚:黑暗:长眠:那时我可以把我的痛苦，为之过汗的一切永远丢掉，也永远不再使我苦恼了。”他以既恐惧又希望的复杂情绪，但是又加以轻蔑的心理，留心着那个时刻已经许多次了。他走到了那个时刻，就象他认为阿尔伯特·卡穆斯曾经经历过的一样，他知道，他已经作完了他一生中能够作的一切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