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

如果出现文字缺失，格式混乱请取消转码/退出阅读模式

其實，只要比較一下，就不難發現，即便兩地最好的店員，也“好”得頗不相同。要之，北京店員好在“和氣”上海店員則好在“周到”老北京的店員或小販，在找零錢時，如果又是鈔票又是銅板（或“鋼蹦兒”），便會臉上堆滿了笑，説:“兩攙兒，花着方便。”這話聽着讓人覺得舒坦、熨帖。至於是不是真方便，那就只有天知道上海店員的周到卻是真能給你提供方便甚至實惠。比方説，告訴你這條褲料其實可以省下一寸，或者買另一種牌子的其實更合算。必須提供的一應商業服務，比如包裝、熨燙等，當然都會達標到位，不會“缺斤短兩”但他們決不會為“找頭”的零碎而表示歉意，因為這屬於買賣中的正常現象，而且與是否實惠也沒有什麼關係。大體上似乎可以這麼説:北京的態度是“務虛”的，它講究的是“禮儀之邦”不可或缺的“禮數”和“人情”；上海的態度則是“務實”的，它似乎是基於這樣一種純粹“上海式”的思維方式:顧客來買的是實實在在的商品和服務，而不是什麼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當錢使的“客氣”和“禮貌”兩地風格的孰優孰劣，在這裏很難評説。但有一點則似乎是共同的，那就是北京的“和氣”也好，上海的“周到”或“實惠”也好，其實都遠遠超出了商業行為本身，而具有一種文化上的意義。上海的“周到服務”表現出來的其實是上海人的“明”這種“明”是需要認同的。也就是説，當上海的店員為顧客打細算或心服務時，他們往往會在潛意識中要求對方是一個有資格享受這種服務的人。這裏説的“資格”主要就是明與否，包括對“明”是否鋭和能否欣賞。在他們看來，顧客的計算能力和速度即便不能超過自己，至少也要和自己等值或相同。所以，上海的店員一旦碰到了被他們認為是“不懂經”、“拎不清”、“反應慢”的外地人，便會一肚子的不屑，一臉的不耐煩，甚至懶得搭理。

北京的“和氣生財”卻來自北京文化的“大氣”也就是説，老北京生意人的“和氣”本就不是什麼“服務態度”而是一種“文化教養”它是天朝大國的雍容氣度，是世紀老人的閒適安詳，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仁和謙讓，是一個正宗北京人應有的教養或者説“禮數”一個有教養的人是不該生氣的。即便對方無禮，有教養的北京人也不該失禮，反倒應該更加和氣。自己越是和氣，就越是顯得對方沒有教養。這不是“丟份兒”而是“拔份兒”；是寬以待人，也是自尊自重。不管是做生意，還是做別的什麼，都這樣。有人説，北京的各行各業“鹹近士風”便正是看到了這種“和氣”不但普遍，而且與“知書達禮一相關，有一種儒雅的底藴，甚或是一種一書卷氣一。所以，一旦這種“禮數”、“教養”或“書卷氣”沒了，事情也就會變成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樣子。

北京人的這種禮數、教養、儒雅風範和雍容氣度，可以從他們對待外地人的態度上看出。

一般地説，北京人，尤其是老派正宗的北京人，是不會歧視和欺侮外地人的。比方説，你在北京，如果向老北京人問路，得到的幾乎必定是極為清楚、詳盡、和氣而又有人情味的回答。那神情、那口氣、那份熨帖，就像對待一個路的孩子。然而這種“和氣”的內涵，恰恰是惟獨北京人才會有的“京都意識”:咱北京是“天子腳下，首善之區”北京人在“禮數”上，當然應該是全體國民的表率。北京人最值得自豪的，不就是比別人更懂禮麼？如果咱們禮貌不周，那就是在全國人民面前一丟份兒一啦！再説了，咱北京是全國的首都，外地人不過是分家出去單過的小兄弟罷現在他們回家來，不認路了，咱當大哥的，不幫他一把，行麼？

所以，在北京，如果不和服務行業打道，我們不大容易明顯地受到對外地人的歧視和不屑一顧，而這種覺我們在上海、廣州等地卻時有體會。北京人其實是自我覺太好了，好得不必擺出一副惟我獨尊的派頭，就像不必在北京二字前冠以一大一字一樣。

顯然，北京人的自豪，毋寧説是一種民族自豪，而非地域或社區自豪。北京人，可能是中國人中最少“地域文化心理狹隘”的一羣。因為他們不是某個地方或某一區域的人，而是“中央的人”中央只不過高於地方，卻並不與地方對立，更不排斥。所以北京人並不“排外”既不排斥外地人，也不排斥外國人，甚至也不（像上海人那樣）鄙夷鄉下人。他們不大在乎別人説自己“土氣”、“鄉氣”（儘管北京也有“土老冒”之類的詞兒）。相反，他們對於鄉村還天然地有一種親切（比如把“心裏美”蘿蔔當水果吃）。足以讓他們到自豪的是，富麗堂皇、雍容華貴的北京城內，也不乏鄉情野趣之地。那裏野曠人稀、風物長靜，可以體味到人與自然的親近。這當然是一個農業大國的京都人才會有的情，決非那些在擁擠狹窄的水泥堂里長大的上海人所能理解。

五、平民與市民的確，北京城在本質上是屬於“鄉土中國”的。

和中國其他古都一樣，北京城也十分樂意地保持着它與廣大農村的密切聯繫，而不是像上海灘那樣，把自己和農村對立起來。儘管北京有着高大的城門和城牆，但它們與其説是城鄉之間的界限，不如説是城鄉之間的紐帶。在北京城城牆大體完好、城樓巍然高聳的年代，古樸的城門把莊嚴的首都和恬靜的鄉村渾然一體地聯繫起來。巍峨的城牆下，是“我們的田野一，是河和湖泊，是羊只和鴨羣們的天地。那裏濃蔭密佈，岸柳低垂，蘆葦叢生，荷花盛開，充滿了田園詩般的情調，而這種情調“在北京各城門附近是屢見不鮮的”登上箭樓遠眺田疇，一馬平川的華北大平原盡收眼底，古老帝國的悠長韻味便在你中迴腸蕩氣難怪喜仁龍要慨萬千。是啊“世界上有幾個古都可以提供如此開闊的無建築地面，可以在其城區內看到如此純粹的田園生活”這種田園風光我們現在是不大容易看到儘管我們在北京的某些街區還能看到進城的農民，看到他們拉來的新鮮蔬菜和瓜果，看到拉這些蔬菜瓜果的木頭車子和拉車的騾馬（不知還能不能看到駱駝），但總的來説，我們已只能從一些老街老巷的名稱那裏尋覓當年“田園都市”的蛛絲馬跡。北京的地名是很有風味的:三里屯、四眼井、竹竿巷、釣魚台、櫻桃斜街、煙袋斜街、香餌衚衕、石雀衚衕。不管這些地名是怎麼起的，都有濃濃的鄉土氣息和人情味兒。事實上北京的地名大多非常生活化，比如柴衚衕、米市衚衕、油坊衚衕、鹽店衚衕、醬坊衚衕、醋章衚衕、茶兒衚衕，連起來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又比方説，拐彎多的街巷，就叫它八道灣九道灣，或者駱駝脖兒衚衕、轆轤把兒衚衕；圓圈形的，叫羅圈衚衕、磨盤院衚衕；口小肚兒大的，叫門葫蘆罐兒、驢蹄衚衕、茄子衚衕；扁長條的，叫扁擔衚衕；細長條的，叫筆管衚衕、箭桿衚衕、豆芽菜衚衕、狗尾巴衚衕；彎曲狀的，叫月牙兒衚衕、藕芽兒衚衕；一頭細長一頭寬的，叫耳挖勺衚衕、小喇叭衚衕；如果衚衕較短，就乾脆叫一溜兒衚衕或一尺大街。

讀着這些地名，我們不難體驗到一種親切。《北京的衚衕》一書作者翁立認為，衚衕名兒之所以如此通俗化和世俗化，一是因為“北京人直實在”所以起名也實實在在，直截了當；二是因為一個地名只有通俗、上口、好記，讓人一聽就明白，才叫得響、傳得開。這當然並不錯。但我同時也認為，它們恰好證明了北京是一個“田園都市”否則，就不會有扁擔衚衕、椿樹衚衕、轆轤把衚衕、磨盤院衚衕這些帶有濃濃的鄉土氣息的衚衕名，被認為是上口好記叫得響的，豈非恰好説明北京人的內心深處，有一種“鄉土情結一？

北京人的這種心理和這份情，更像是“平民的”而非“市民的”平民和市民是兩個概念。市民是“工商城市”的小民，平民則是“田園都市”的小民。所以，平民更接近農民。老北京的平民，是相當“農民化”的。他們愛吃的是硬麪餑餑蕎麥餅，是冰糖葫蘆豌豆黃，而不是油蛋糕冰淇淋；愛喝的是二鍋頭和大碗茶，而不是威士忌和咖啡；愛過的是清明端午重陽節，正月十五掛紅燈，而不是聖誕節和情人節；愛玩的是養魚養鳥養蛐蛐兒，是逮蜻蜓、黏知了、放風箏，是那些讓人親近自然親近土地的娛樂活動。甚至他們愛聽的也是那些帶有泥土味的吆喝聲:“栗子味兒的白薯”

“蘿蔔——賽梨”北京人生活中的這些平民味兒現在是漸稀薄但是，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只有這種平民味兒，才是正宗的北京味兒。它也是北京最讓人懷念和難以忘懷的東西。沒有太多的人在乎北京的皇帝、官僚和學者（個別特別有名的例外），也沒有多少人記得滿漢全席（也許本就沒吃過），但記得天橋的把式、廠甸的廟會、隆福寺那些可心又便宜的東西，記得八月十五的免兒爺，記得豆汁兒、灌腸、艾窩窩和炒肝兒。北京，在某種意義上其實是屬於平民的。

平民的北京之所以風味醇厚讓人懷念，不僅因為其中保留着大量城裏人久違的鄉土氣息和田園情調，而且因為其中有厚重的文化積澱，有着其他城市沒有的貴族氣派和貴族神。

平民，是王朝時代的概念，系相對“貴族”而言者。北京是貴族集中的地方，當然也是平民最多的地方。所以北京的貴族派頭最足，平民趣味也最多。作為明清兩代的京都和當時中國最大的城市，北京給這兩大階級都設計和安排了足夠的空間。貴族們固然能在這裏養尊處優作威作福，平民們在這裏也如魚得水活得滋潤。現在，貴族階級和平民階級作為歷史雖因革命而消失，但貴族神和平民趣味作為一種文化，卻並不因此而消亡。反倒是“舊時王樹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革命以後，大批的貴族帶着他們的文化修養和文物收藏落民間，大大拉近了這兩個階層的距離，在使自己平民化的同時，也增加了平民文化的貴族氣和書卷氣。

其實，北京的平民，原本就非同一般。帝輦之下，皇都之中，萬歲爺這一畝三分地上住着，沒吃過豬，也見過豬哼哼。耳濡目染，潛移默化，自然就會有幾分華貴，幾分儒雅。這差不多也是西安、南京這些古都的共同特點。不過西安因歷史故，較之北京更為古樸厚重；南京則因地理故，較之北京便多了幾分雋秀水靈。北京的民風是“大氣”:獷、豪、質樸、落落大方、小處見大而又禮數週全。老北京人就尤其如此。他們的生活大多十分簡樸，甚至可以説是陋，但卻決不會因為盆窮而失了身份，丟了體面。即便不過一碗老豆腐，二兩燒刀子，也會慢慢地喝，細細地品，一點一滴都咂了下去。那神情，那氣度，那派頭，有如面對一桌滿漢全席。就是這樣簡陋的酒菜，如果來了朋友、人，也要禮讓，然後坐下，慢慢品嚐，一面悠然而又不失文雅地“海聊”要之，他們更看重的不是那酒那菜那茶水本身，而是飲酒喝茶時的悠然自得和清淡典雅，是那份心境和‮趣情‬。（圖十二）無疑，這是一種文人‮趣情‬和貴族派頭。事實上，中國的“貴族神”中從來就不乏“平民趣味”孔子無疑是貴族（儘管也許是“破落的”）。但孔子賞的審美境界，卻是暮三月，與三五友人、六七童子，沐浴於沂水，在舞零台上吹乾了頭髮，唱着歌兒回來。賈府無疑也是貴族（而且是“皇親國戚”）。但為接貴妃娘娘而修建的“大觀園”裏，也不忘設一“稻香村”（倘無此村，則枉曰“大觀”）。儘管賈府的做法未免“矯情”但即便這“矯情”卻也是文化所使然。因為傳統的中國是“鄉上的中國”而中國文化的美學原則是“白賁無咎”、“反樸歸真”所以，北京城裏最可人之處，不是巍峨富麗的城闕宮殿（儘管它們關乎朝廷體制，不可或缺），而是不經意地出野趣的城西北角和什剎三海，甚至四城之外的那些廢宇頹基、荒國古廟、老樹小橋。同樣，鐘鳴鼎食、海味山珍、輕車暖裘也不是真正的排場“茶淡飯布衣裳，這等福老夫享了；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些事兒輩承當”才是最大的排場。

這樣一來，最尋常處往往也就是最不尋常處，而要在最尋常處看出不尋常來，是要有文化教養的。這種文化教養當然並非只是北京人才有，但似乎只有北京人（當然是老北京人），才會表現得那麼大方和自然。如前所述，北京人是很會“找樂子”的。對於北京人來説“壇牆兒”和“槐樹小院”都是“樂土”

“喊一嗓子”和“聽一嗓子”都是“樂子”而且越是眾人喝彩，越是神情散淡。有誰能像老北京人這樣深得中國文化和中國美學之神韻我們實在很難説這種心境和‮趣情‬究竟是貴族的還是平民的，毋寧説是一種“貴族氣的平民趣味”或“平民化的貴族神”吧！

於是，在老北京人這裏，我們看到的是平靜安詳、寬和禮讓、恬淡閒散、詼諧幽默。他們在茶館裏聽戲，在園子裏會鳥，在皇城兒溜彎，在大槐樹下納涼，全都有一種不緊不慢的節奏。比方説，納涼，講究的就是“沏一壺不濃不淡的茶，聚幾個不衫不履的人，説些子無拘無束的話”再比方説，溜彎兒，講究的也是從容不迫。北京人的“溜達溜達”與上海人的“逛街”、“壓馬路”是大相異趣的。

“逛街”和“壓馬路”不是為了享受都市生活，就是沒地方可去，只好在街上走，溜彎兒卻是為了享受那份怡然自得，純粹是散步和散心。

這顯然是一種講究，而且是一種“窮講究”大城市裏的人，多少都有些講究。沒有這些講究，也就和“鄉下人”差不多事實上，農民進城，最不習慣的也正是這些講究，比如進門要換鞋，飯前要洗手，吃飯要用公筷，睡覺前要洗腳，不可隨地吐痰等等。這些講究，即便最普通的平民和市民，也有。而且，窮歸窮，講究歸講究，所以叫“窮講究”但，各地的講究，也不大一樣。比方説，北京和上海就不一樣。北京更講究“禮”上海則更講究“貌”上海人是“不怕天火燒，就怕摔一跤”最怕“衣冠不整”被人看不起。北京人的講究則是“倒驢不倒架”最怕困“丟份”而被人“小瞧”所以“四十來歲的下崗女工去菜市場買菜，跟相的攤主還是不好意思太斤斤計‘較。不過，主張和氣生財的攤主也會給一點小小的優惠。這些北京近郊的農民很快就知道了應當怎麼同北京人做生意，就是‘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靜言《最大氣的城市:北京》）。

所謂“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就是禮。或者説，禮數。我在《閒話中國人》一書中説過，禮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人情及其回報，即所謂“禮尚往來，來而不往非禮也”這種往來，不僅是指物質上的，比如你送我醬黃瓜我還你醃蘿蔔之類衚衕四合院裏常有的人情禮數，更是神上的，即對對方人格的尊重。這就是禮。如果“失禮”不但別人不“待見”自己也“跌份兒”可見要得到別人的尊重，首先要尊重別人；而要尊重別人，又首先得學會尊重自己。如果自己先不先丟了“份兒”也就沒有資格敬重別人自重，正是北京平民的貴族神，包括不自輕自賤，不妄自菲薄，不見風使舵，不見錢眼開等等。生活在一個飯要錢買的社會里，儘管誰都知道“一文錢難死好漢”但既然要堅持貴族神，就得堅持“人窮志不短一，不能因那麼一點蠅頭小利而讓人小瞧了去。這正是前述下崗女工儘管生活窘迫，卻仍不肯顯得太“摳門”的心理原因所在。這裏面固然有“貧賤不能移一的品格，也未嘗沒有一點“打腫臉充胖子一的矯飾，當然亦不乏北京人固有的大氣和大度。不過，直接的原因，還是“磨不開臉一。臉面，對於北京人來説，實在是太重要什麼叫“磨不開臉”？也就是落不下架子放不下身份。北京的平民又有什麼身份架子也就是那麼一點神吧！人是要有一點神的。正是這種神，使人高貴，並提升着北京平民的人生境界。説實在的，上海人缺的，正是這“境界”二字。上海人的不足，是有風度無境界，有教養無底藴，正如北京人的病是過於看重身份面子和過分強調神作用，因而喜歡擺譜、講排場、充胖子和誇誇其談一樣，都無關乎他們的個人品質，而是他們城市的質所使然。的確，過分地強調神難免變成空談，過分地講究禮數也可能變成繁文縟節，變成“臭規矩”和“矯情一。但，大氣的北京畢竟不是夜郎。它能賦予北京的平民以一顆平常心，也能教給他們以種種人生哲學和處世方法。這些教導往往都是實實在在和可作的。因此，如果你運用自如，得心應手，技巧和教養就會變成趣味。我們通常説的北京味兒，便多半是指這種趣味。

能有這樣的“趣味”固然需要培養，能有這樣的“活法”則更要有條件。這條件有二，一是環境，二是氛圍。就環境而言，必須是“田園都市”；就氛圍而言，必須是“文化古城”上海沒有這些條件，上海人也就不是這種“活法”上海人的活法更是“市民的”上海是一個工商業城市，商品和商業是上海的命脈所繫。所以，上海人是地地道道的市民，上海則是地地道道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的特點是:作為市民，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而商業社會的特點，則是認錢不認人，市場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沒有天生的高貴，任何人的價值也都要隨行就市。氓做大了也是爺，貴族沒有錢，就什麼也不是。當年，上海灘上，許多赫赫有名的大亨都出身貧寒，而那些白俄貴族小姐們，卻只好去做舞女。不管是什麼人，如果沒有足夠的實力（它往往貨幣化為金錢），那他就別想在上海灘上擺什麼譜。

這就和北京不一樣。老北京的那些破落貴族，雖然也會到“落的鳳凰不如雞”但仍不難通過別的東西，比如自己的氣質、風度、本事，贏得他人的尊重。哪怕這本事只不過是會看點兒風水，批個八字兒，唱幾段京劇或單絃牌子曲，懂得養鴿子養鳥養金魚的章法，也能讓他不失體面地活人，在吃子麪窩窩頭就鹹菜喝粥時不覺得“跌份”正如趙園所説，老北京就像“一個久歷世故的人，或者不如説像破落的舊家，即使破敝也仍能維持其氣度的雍容高貴”而少有暴發户的虛驕和勢利（《北京:城與人》）。然而這種活法在上海就行不通。如果説，老北京人講究的是“倒驢不倒架”那麼，舊上海的信條則是“笑貧不笑娼”正如魯迅先生所言，在舊上海，如果你穿戴不齊整，衣服不光鮮，那麼，一公共電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格外認真地檢查入門券，大宅子或大公寓的門了會不許你走正門。”（《上海的少女》）這時，聲稱自己姓羅曼諾夫或愛新覺羅是沒有用的，那隻會引起鬨堂大笑。

所以，上海人不會像北京人那樣“恥於言利”也不會像北京人那樣從骨子裏看不起暴發户，在內心深處憎惡買辦氣和市儈氣，或裝作對掙錢不以為然，對鈔票滿不在乎。上海人並不諱言錢是個好東西，也不認為通過正當途徑為自己多掙點錢有什麼不好。當政策允許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

“第二職業”也為社會認可時，上海人立即就動作了起來，並像廣州人發明了“炒更”一詞一樣，發明了“扒分”這個詞。然而，北京人雖然也油嘴滑舌地説什麼“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就萬萬不能”卻仍有不少人寧肯把這種認識停留在嘴皮子上而自居“還有一億在觀望”中之一員。大約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新詞彙的發明創造方面一貫領先的北京人，至今沒有發明出“炒更”和“扒分”的北京版。

但，如果你認為上海是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可就大錯特錯一個“金錢至上”的社會肯定是庸俗不堪的，上海卻並非如此。上海人“不恥言利”也不“惟利是圖”作為整個城市的社會風尚，上海人真正崇尚的，毋寧説是明。這也正是一個真正市民社會的特徵。在一個真正的市民社會里，財大氣和一夜暴富者總是極少數，絕大多數則是被我們稱作“小市民”的人。他們“小”所以他們“牛”不起來；他們又是“市民”因此知道什麼是“都市生活”總之，他們是一些既不十分富有，又不至於一文不名，而且還想過好子的普通人。他們的惟一本錢，就是明。因為，在這個市民社會和商品社會里，所有的物質產品和神產品、物質享受和神享受固然都要用錢買，但那價格卻隨行就市，而且能討價還價，至少也能貨比三家。也就是説，同樣多（或同樣少）的錢，可能會買來不同值的商品或享受。這樣，一個人過得好不好，就不但取決於他“有沒有錢”更取決於他“會不會過”而後者對大多數小市民來説顯然更現實。在計劃經濟的年代，當所有人的工資收入都相差不遠時，就更是如此。所以，如果説上海也有什麼“拜物教”的話，那就決不是“金錢拜物教”只會是“明拜物教”因此，與北京“大市民”的好高騖遠和誇誇其談相反，上海小市民的活法是明實惠和穩紮穩打的。他們對不會帶來任何實際利益的政治活動不興趣，也不會輕易地被某種政治情所煽動，或盲從某種政治觀點，而寧肯對政治採取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即便要參加政治運動，也會同時考慮經濟利益，或把政治要求變成經濟要求。比如“文革”中，對“走資派”的批判就往往“落實”為獎金的發放問題。那時，北京人關心的是“誰上誰下”上海人關心的則是“給多給少”誰能給上海人帶來實惠，上海人就會從內心裏擁護誰。

實惠，是上海的一個重要概念，也是一個使用頻率極高的詞。它包括兩個方面，即“實在”與“優惠”

“實在”就是貨真價實“優惠”就是價廉物美，總之是“低投入，高產出；低成本，高效益”這是一種典型的工商業城市的價值觀念和價值系統，也是上海人居家過子的基本原則。雖然它往往被視為斤斤計較、鼠目寸光、小家子氣，被許多人（尤其是北方人）看不起，卻能給上海人的生活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使上海人的生活有較高的質量。

較之北京人，上海人的生活質量的確是比較高的。因為上海人的所謂實惠，不僅包括貨真和價廉，還包括物美；而所謂物美，又不僅是東西實在，還包括品種多、服務好。去年我在上海還吃過不到10元一份的蓋飯，那一葷一素兩個菜，竟是現炒的。3元一客的小餛飩，則是用小砂鍋煮的，湯裏還有紫菜和蝦皮。這就不僅是實惠，也是緻這樣的事，在北京就匪夷所思。北京沒有實惠和緻，只有排場和馬虎。不是貴得嚇人，就是差得要命；不是價不廉，就是物不美，甚至物不美價也不廉。

就拿小吃來説。上海的小吃和點心少説恐怕也有上百個品種，小吃店和點心店也遍地開花到處都有，而且沒有隻賣早點一説。不少小店到了中午和晚間，是既賣炒菜米飯，又賣小吃點心的。店面、器皿和食品多半清利落，經營也很靈活。比如面上的澆頭是可以加份的。你可以要一碗雪菜面再加荷包蛋，或者大排面加筍絲，不像別的許多城市，吃牛麪就只能吃到牛，吃雞絲麪就只能吃到雞絲，而且那牛和雞絲還未必可口。這些都是實惠，也是方便。北京就沒有這麼方便。這些年，北京“吃飯難”的問題總算是得到了緩解，花幾塊錢填飽肚子也不太困難，可遍佈全城的“京味小吃”卻多半是外地民工的“傑作”自產的點心也不敢恭維。北京最經典的“段子”是；一塊月餅掉在馬路上，被汽車碾進路面拿不出來。圍觀者七嘴八舌獻計獻策，説只好再買一麻花把它撬出來這當然是笑話，也是小事，不過小中可以見大。事實上，一個城市的小吃，最能體現這個城市中市民的活法。可以説，正如有什麼樣的臣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有什麼樣的市民也就有什麼樣的小吃。北京的小吃正體現了北京人的活法:馬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馬大哈。上海卻沒有“馬大哈”只有“馬大嫂”

“馬大嫂”是上海話買（採購）、汰（洗滌）和燒（烹調）的諧音。在上海人看來，居家過子是很實在的事，也離不開買、汰、燒。這事女人可以做，男人也沒有什麼做不得。相反，一個男人家，在外面也許要擺擺架子，在家裏擺譜當爺們，就沒有意義，還不如買買菜、洗洗衣、燒燒飯來得實惠。因此有人説，北京是爺們（馬大哈）的活法，上海是娘們（馬大嫂）的活法。北京漫，上海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