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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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和上海人“文化無意識”的體現，是隨處可見的。

記得有一年中央電視台的節聯歡晚會上有個小品，叫《有事您説話》。郭東臨扮演的那個小夥子，逢人就問:“您有事有事您説話。”為了幫人辦事（當然也為了顯示自己“有能耐”），小夥子半夜三更跑到火車站去排隊買卧鋪票，實在買不到就貼了錢買高價的。結果事情越鬧越大，得他自己也收不了場下不了台。饒這麼着，他見了人，還是忍不住要問一句:“您有事有事您説話！”這個小品自然有它自身的意義，這個小夥子也多少有點特別。但似乎可以肯定，這是一個北京人的故事，而決不會是上海人的笑話。在上海，是不可能有人沒事找事到處“找”忙幫的。上海人愛説的不是“有事您説話”而是“關儂啥事體”這句話，不但適用於素不相識者，也適用於親戚、朋友、人、同事，而聞者一般也都不會介意。它其實再明顯不過地表明瞭上海人的“灘塗意識”當然，上海也有“朋友，幫幫忙”的説法，但，對不起，那多半是一種挖苦，或委婉的警示，有“少添亂”、“別做手腳”或“有沒有搞錯”的意思。比方説，你話説得太離譜，上海人就會笑起來，説:“朋友，幫幫忙！”又比方説，到自由市場買東西，便最好能用上海話説一句:“朋友，幫幫忙，儂勿要‘斬’我。”似乎可以這麼説，一個“有事您説話”一個“關儂啥事體”就這兩句話，便把北京人和上海人鮮明地區分開來這種比較對上海人頗為不利。因為它會給人以一種北京人熱情上海人自私的覺，而“上海人自私”又是許多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共同看法。其實，上海人並不像許多外地人想象或描述的那麼自私，他們也是樂於助人的，而且其熱情有外地人不及之處。比方説，外地人在上海問路，便往往能得到熱情的回答，有的還會為你出謀劃策，告訴你乘哪趟車又在哪裏轉車較為簡便合算。這種對“不搭界”者的認真負責態度，在外地人看來就未免匪夷所思，所以常常大意外。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卻往往只會對自己的“哥們”兩肋刀，對陌生人可就沒有那麼周到，不好還會來個“關我什麼事”顯然，北京人熱情也好，不熱情也好，是“內外有別一的。比如前面説的那個小夥子，固然熱情得逢人就問:“您有事有事您説話”但所問之人肯定都是“人”、“自己人”如果見了陌生人也這麼問，那他不是“瘋子”就是“傻子”而且，當他站在櫃枱後，面對陌生的顧客時，沒準其服務態度會生硬得夠嗆（這種釘子我們在北京可是碰得多了）。上海人則相反。熱情也好，不熱情也好，是“一視同仁”的。他們會幫助求助於他們的人，但不會主動去問:“您有事有事您説話！”而無論這人是“自己人”還是“陌生人”同樣，如果涉及他自己個人的事，他也會毫不客氣地説:“關儂啥事體”也無論這人是“自己人”還是“陌生人”道理也很簡單，就因為“圈子意識”是一種“羣體意識”而任何羣體都是有限度的。比如“一樣大塊吃，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銀”的，就只限於水泊中人，甚至只限於一百單八人。梁山圈子以外，對不起，就沒有了，而且不好還只有挨刀的份。這就叫“內外有別”圈子外的人，可以無視其存在；圈子內的人，則必須“抱團兒”、“扎堆兒”必須互相幫助，互相提攜，互相關照，包括時不時問上一句:“您有事有事您説話！”相反“灘塗意識”則是一種“個體意識”它強調的，是個體獨立人格的“不可入”和自由意志的“不可犯”有句話説:“上海人什麼衣都敢穿”就因為在這個懂得尊重他人“隱私”（儘管不多），允許保留“私人空間”（儘管很小）的“灘”上，過多地干預他人的私生活是“可笑”甚至“犯規”的。上海當然不乏喜歡窺測他人隱私的小市民，而且人數比任何外地都多（原因以後再説）。但即便他們，也未嘗不知道這種“窺私癖”極為可鄙。所以，在外地，一個人的穿着如果“太出格”就會遭人物議，他自己也得進行辯解，比如“這樣好看”、“穿着舒服”等等，更常用的辯護詞則是“別人也這樣穿”然而在上海，就大可不必。只要一句“關儂啥事體”便可斬斷一切爭論，讓人無話可説。（圖十八）很難簡單地評説北京上海這兩種活法和意識的是非優劣。一般地説，外地人都認為，與北京人朋友痛快，與上海人打道輕鬆。如果你能進入北京人的“圈子”成為他們的“哥們”就可以同他們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煙酒不分家，真格的“説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不過北京人現在也開始變得滑頭，真要這麼着，還得上山東）。與上海人朋友卻不容易。他們多半客氣而不熱情，禮貌而不親切，很難掏心窩子説心裏話。因為他們都會有意無意地堅守個體意識的“不可犯”和“不可入”原則。所以，上海沒有“哥們”只有“朋友”哥們是相互依存的，朋友則是相互獨立的；哥們得親密無間，朋友則不妨情淡如水。更何況，上海人的所謂“朋友”也未必真是什麼朋友，比如暗地裏磨刀霍霍準備“斬”你一記的小販就是。

不過，就我個人的傾向而言，我更喜歡上海人的處世哲學。不錯，上海人是有“各人自掃門前雪”的“病”但如果每個人都把自家門前的雪打掃乾淨了，豈非就沒有什麼“瓦上霜”要別人來心？相反，如果天天心別人的事，則自己的事就未必做得好，比如那個逢人就問“您有事，有事您説話一的小夥子便是。再説了，別人這麼關心你，你豈不也得”時刻準備着一，時不時地問別人一句:一您有事“這麼活，太累何況，當你大包大攬地説了”有事您説話“的話時，萬一事情辦不成，又該怎麼辦為了未雨綢纓，你就得事先”儲備“一批”哥們“，還得個個有能耐，比如能一下子批六張卧鋪票，而且還都是下鋪什麼的。

生活在上海人中間，就不會有這麼多事。事實上，不少外地人都有伺:你也許很難和上海人朋友（但並非不可能，我自己就有不少上海朋友），卻不難和他們共事。上海人是比較計較，賬算得很清。但這在保護了他自己利益的同時，也保證了你的權益；在維護他自己人格獨立的同時，也尊重了你的獨立人格。至少，和他們往時，你不必處處設防。這就輕鬆。你甚至不必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對方的態度。因為如果上海人對你大皺眉頭，你也可以回他一句”關儂啥事體“的。更何況，在現代社會往中，”哥們“總是少數，更多的還是要面對”泛泛之“。那麼，輕鬆一點，豈不好？

其實，困難並不在於如何評價這兩種文化以及如何與兩地人相處（最好的是，你在上海有合作伙伴，在北京又有”鐵哥們“），而在於如何解釋:恰恰是沒有多少圈子意識的上海人，卻比圈子意識特強的北京人，有着更明顯的城市社區文化特徵，這又是為什麼道理仍在於”城灘之別“。前已説過，所謂間城”本身就是一個圈子，是一個把無數小圈子圈在一起的大圈子。而且“城”越大，城內的小圈子就越多，人們的“圈子意識”也就越強。因為在這樣一種空間狀態下，任何人都只有進入一定的圈子，才會有安全，也才會覺得與“城”協調。北京的圈子特別多，北京人特別愛“抱團兒”就是這個道理。結果當然也是順理成章的:“城”這個圈子本身越大，被它圈住的小圈子的“圈子”也就越強。而小圈子的“圈子”越強，則大圈子的“圈子”也就越弱。這樣一來，當然也就只有城內各圈子的社區（甚至沒有社區只有圈子），而沒有或少有全城的社區或一體化文化更何況，任何城都是要有牆的，而牆的文化功能，正在於分割空間。這種分割，可以從大到小、由外至內而層層推進。結果，如果城很大，城內圈子很多，那麼，生活在最內圈、最裏層的人，就不大能夠覺到城的存在，而只能覺到自己圈子的存在。

灘就不一樣。灘沒有空間阻隔，灘上的人也是個體的、只有鬆散聯繫的。用上海話説，就叫“不搭界”既然人與人之間是相互“不搭界”的，則他們便只好和“灘”搭界。因此，個體的、單獨的、遊移的人，反倒容易與“灘”認同，並通過與“灘”的認同，而與灘上其他人認同。所以上海人平時在上海可能“不搭界”一到外地，卻很容易“扎堆兒”、“成氣候”上海人比北京人社區特徵更明顯，到了外地也比北京人更“扎眼”原因之一可能就在這裏。

所以，北京城與上海灘，就有着不同的文化品格。

北京文化是兼容的。官方體制文化、知識分子文化和民間民俗文化處於一種多層共生狀態，各拿各的號，各吹各的調。各類圈子，和平共處，相安無事，井水不犯河水，並無統一的社區。如果説有什麼共同之處，那就是北京才有的“大氣”:大雅、大俗、大派頭。要之，北京是雅能雅到極致，俗也能俗到底俗到家。比方説，你能想象用諸如“奧皮”、“驢”或“小腳”、“褲子”之類的詞兒來作地名北京就能。北京不但有“臭皮衚衕”、“驢衚衕”而且還有“母豬衚衕”和“屎殼螂衚衕”；不但有“小腳衚衕”、“褲子衚衕”而且還有“褲襠衚衕”、“褲腳衚衕”任誰也不敢相信這是皇上眼皮底下的地名兒。嫌俗？改了就是。比方説，把“灌腸衚衕”改為“官場衚衕”這可真是隻有北京才可能有的文化奇觀。

上海文化則是消融的。各人等，自由發展，公平競爭，但最終卻把他們統一於上海的社區。英分子固然難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風”中小市民卻也會因此而多少有些體面和雅緻。結果，上海人無論職業階層、社會角如何，都會多少有些“上海味”因為他們都生活在這個高度社會化和高度一體化的上海灘上。他們的生活方式大體相仿，他們的價值觀念和審美取向當然也就難免大體，致。甚至上海的街道名稱也沒有北京那麼五花八門，它們往往是真正的“地名”:東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南北向的則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總文則標以數字，一看就知道是上海的地名。

總而言之，大氣的北京城城內有城，官、學、民三種文化各安其位，各守其本，形成一體化前提下的多層次；開闊的上海灘灘外有灘，五湖四海風雲際會，天南地北互消長，形成多樣前提下的一體化。北京與上海，是兩類不同的大城市，有着兩種不同的大手筆。北京“一體多層”上海“多樣統一”北京大氣，上海開闊。

同樣，北京人和上海人，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徵。

北京人是身份比社區更明顯（所謂“丟份兒”、“拔份兒”即含有注重身份的意思在內）。一個北京人，首先是官員、學者、平民，然後才是北京人。當然，所謂“身份”不一定就是職業、階級，也可能是指“品類”即“君子”與“小人”、“高士”與“敗類”不管什麼時候，北京人都不能丟了身份，這就叫“倒驢不倒架”因為倘若丟了“份兒”就沒人承認你是北京人豈止不是北京人，就連是不是人，只怕也還麻煩。

上海人則是社區比身份更突出。他們首先是上海人，然後才是商人、職員、自由職業者。上海學者餘秋雨曾因不會説上海話而到窘迫，上海市長徐匡迪也曾因不會講上海話而受到歧視。的確，在上海人看來，是不是上海人，比什麼都重要；而會不會講上海話，則往往決定着你在上海和上海人那裏所能享受到的待遇。在外地，一句上海話，往往就能引起上海人的驚喜:“儂上海人呀！”接着就是用上海話熱烈地談。至於對方是什麼職業身份，則往往不在考慮之列。我自己就曾用這種辦法“哄騙”過不少上海人。儘管最後不得不承認我的上海話是“洋涇浜”的，還是能贏得不少的讚許:“‘洋涇浜’儂也曉得呀！”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形成了這樣的現象:全國各地都有“小上海”卻幾乎從來沒有“小北京”因為北京人一到外地，首先是融入自己階層的圈子裏，官員歸官員，學者歸學者，當然也就不可能像上海人那樣，首先是上海人歸上海人，並一起傳播上海文化，把當地改造為“小上海”結果是，愛“抱團幾”的北京人，到了外地，便成了並無社區特的散兵遊勇，而平時“各顧各”的上海人，在外地卻大成氣候，當然，不是某個上海人的氣候，而是上海文化的氣候。

也許，這就是上海灘，這就是上海灘的秉和秘密。

清了這些秘密以後，我們似乎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問題了:什麼是上海人？上海人的社區文化特徵是什麼？他們究竟有什麼資格和本錢看不起外地人？

四、“城市部落人”人的秘密，從來就是文化人類學的最高秘密。

許多學者都指出，上海人一直是中國一個非常特殊的羣落。他們在中國，就像猶太人、吉普賽人在西方世界一樣扎眼醒目。無論走到哪裏，上海人往往都會一眼就被認出。他們身上那種“上海味”幾乎是洗也洗不掉的。而且，正如猶太人、吉普賽人儘管失去了自己的家園卻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徵一樣，上海人在離開了上海以後，也仍是上海人。我們甚至可以斷言，如果哪一天，大上海真的“沉沒”了，上海人也不會因此而消失。

因為上海人是“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是完全不同於傳統社會中國人的一個“族羣”在古代中國，隨着原始社會的解體和中央集權的封建大帝國的建立，原先屬於各個氏族、部落和部落聯盟的“原始族民”逐漸一體化，成為至尊天子屬下的“王朝臣民”在這個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國雖然有城鄉兩大社區，但在本質上，它們卻並沒有多大區別。城市和鄉村基本上是同質的，市民和農民也基本上是同格的。因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上之濱，莫非王臣”如此，則城市鄉村皆為“天子治下”市民農民都是“王朝草民”鄉下的秀才可以進城做“京官”城裏的老爺也樂意回鄉當“鄉紳”中國古代的城市，似乎從來也不曾成為既引窮人又引富人的磁石。而且，除皇族外，從官宦、文人到小販，幾乎誰也不曾把城市當成自己的永久居留地。他們只要有幾個錢，就會想方設法在鄉下買幾畝地，隨時隨地準備回到鄉下去。當然，如果有足夠的資金，他們也會在城裏購置些房產，以供享樂和避難。但仍要在城裏修園林建別墅，讓自己覺得好像還生活在鄉下一樣。總之，他們總是遊離於城鄉之間，把城市當作寄居之地，而在內心深處傾向於和眷戀着鄉村。事實上，中國古代的城市，往往不過只是鄉村社區的派生物和共同體。顯然，這樣的城市，並非真正的城市；這樣的市民，也非真正的市民。所以，我寧肯稱之為“城”和“城裏人”上海和上海人卻完全兩樣。

上海從來就不像中國那些古城一樣，是什麼鄉村社區的派生物和共同體，而是它的對立面（上海人特別看不起“鄉下人”就是上海這種城市質的心理體現）。（圖十九）作為鄉村社區的派生物和共同體“城”只能是中央政府統治廣大農村的中心區域和派出單位。北京城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國內其他一些大城市，如南京、西安、杭州、成都、武漢、鄭州，都或者曾經是全國的政治中心，或者現在仍是區域的政治中心。中國古代的城市，基本上都是這樣的“中心”在上個世紀初，中國3000以上人口的1400個城市中，至少有80％是縣衙所在；而萬人以上的城市，則半數是府治和省治。在那裏，巍峨的城牆和高大的城樓，象徵着帝國的權威與尊嚴，也象徵着古老中國的封閉與保守。

上海卻從來就不是什麼“政治中心”它也沒有什麼巍峨的城牆，而只有平坦開闊的灘塗。當然，它的城市規劃、建設和管理也迥異於北京等城市。它的經濟生活靠市場規律來運作，它的社會生活靠法制原則來治理，政治權威在這裏遠非是最重要的，而個人的聰明才智（或曰明）反倒可能更有用武之地。上海人迥異於國內其他城市人的種種處世哲學和價值觀念，比如餘秋雨、楊東平等學者都曾指出的不關心政治、缺乏政治熱情、不大看得起領導、沒有集體觀念、自由散漫、明、會盤算、講實惠、守規矩、重理、世俗、西化、商業氣息重、好訴訟而惡打鬥，以及“建築在個體自由基礎上的寬容並存”等等，無不源於此。無論我們怎樣評價這些處世哲學和價值觀念，其與傳統中國格格不入，則毋庸置疑。一句話，上海是一個完全不同於中國傳統城市的新型城市，上海人也是頗異於傳統中國人的“都市新人類”在古老的中國大地上，他們是一個新興的“部落”一個不屬於森林、山野、鄉土、畜羣，而只屬於城市的“部落一，——城市部落。

於是，我就只好把他們稱之為”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這個提法，可能會幫助我們揭開上海人文化特徵的秘密。

餘秋雨曾談到上海人的“尷尬”:他們最看不起外地人，然而只要一查老底，卻又個個差不多都是“外地人”因此他們是一羣“來歷不明的尷尬人”其實，這正是“城市部落人”的特徵。所謂“城市部落人”就是隻屬於城市這個“部落”而不必講究其他的什麼“來歷”（比如“祖籍”）。這裏必須強調指出，所謂“屬於”不是“户籍”意義上的，而是“文化”意義上的。比方説，有的人，儘管在上海住了很久，卻仍與上海文化格格不入，就不算上海人。相反，一個人，哪怕只是剛剛遷入上海，只要他與上海文化心心相印，那就是上海人。這就好比一個本族人，如果沒有履行過“成年禮”的手續，就不算部落正式成員；而一個外族人，只要經過了部落的“成年禮”就是這個部落的一員一樣。也就是説，一個人，不論祖籍哪裏，來自何方，只要進人上海，接受了上海文化的“洗禮”在內心規範、行為方式和生活秩序諸方面都與上海文化相認同，那麼，他就是上海人，就是上海這個“部落”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正是上海人不同於中國其他城市（比如廣州）人的緊要之處。廣州也是中國異質程度很高的一個城市，廣州人也和外地人大不相同。但是，廣州與北京等地的差異，只有部分是城市質不同所決定（北京是“城”廣州是“市”詳後），還有相當程度是地域文化不同所使然。所以廣州人與內地人雖然區別很大，和其他廣東人卻差別不多。內地人一般把他們統稱為“廣東人”並不分門別類地叫做廣州人、汕頭人、湛江人。儘管他們之間確有差異，但廣東人與內地人的差異也確實大於他們之間的差異。甚至可以説，即便沒有廣州，廣東文化也依然存在。但沒有上海，也就不會有上海文化和上海人。上海人完全是上海這個城市造就的，因此只有他們才是地地道道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當然與傳統中國人頗多抵忤。

道理也很簡單:傳統中國是一個“鄉土中國”農業生產是鄉土中國的主要經濟生活方式，中華文明主要是一種農業文明。農業文明形成的一系列價值觀念、道德規範、審美意識和生活方式，在傳統中國人心中，早已紮下來，已經成為傳統中國人的“文化無意識”而“城市部落人”卻有着另外一整套全然不同的內心規範、行為方式和生活秩序，二者之間的格格不人，也就可想而知。外地人對上海人的種種“看不慣”便多半因於此。

然而，城市文明畢竟要優於農業文明。上海人往往“看不起”外地人，原因就在這裏。也就是説，上海人足以自傲於國人的，不是權勢，也不是金錢，而是他們那一整套全然不同於農村文明的內心規範、行為方式和生活秩序，即可以稱之為“上海文明”亦即“城市文明”的東西。在他們看來，這些東西是明顯地優越於外地人那種農業文明生活方式的。事實上，在上海人那裏“外地人”往往即等於“鄉下人”而上海人的社區強於身份，原因也在這裏。他們很在乎是不是上海人，説到底，其實是更看重“城市人”或“城市部落人”的身份。因為只有這，才是能使他們自我覺良好的“本錢”顯然，所謂“上海文化的社區”或“上海社區的文化特徵”也就是“城市部落”的文化特徵。它既是現代城市的，又具有某些原始部落的特。比方説，部落族民特別看重和自己部落文化的認同，有相當統一的文化習慣和行為方式，並很注意通過各種方式（圖騰族徽、服飾文身、語言手勢等）把自己和其他人區別開來。上海人也一樣。明就是他們的圖騰，上海話則是他們的身份標誌，而上海人和外地人之間的界限也劃得很清。當然，上海人不是原始人。他們這個“部落”比原始部落是先進多比方説，原始族民與部落之間的關係是人身依附關係，而上海人與“上海城市部落”之間的關係則是文化認同關係。而且，這種認同是發自內心的，不帶任何強制。同時，上海人與上海人之間，也不存在人身依附關係，而是相對獨立、鬆散的“自由人”因此，上海是一個“現代部落”上海人則是“城市部落人”上海這個“城市部落”的形成，有着極為特殊的歷史原因。

上海城市文化格的定型，大約是在本世紀前半葉。那時的上海，和今天的深圳頗有些相似之處。比方説，它們都是當時最年輕的城市，是現代化程度最高或最具現代的城市；它們都由大量的移民構成，都引進外資搞市場經濟，與世界的聯繫最密切，最能自覺按照國際慣例辦事；它們也都是急遽上升的城市明星，都為世界和國人所矚目等等。有資料證明，從1930年到1936年（這也是舊上海的“黃金時代”），上海華界人口中比例最高的一直是21歲到40歲之間的青壯年，其比例高達38％左右；次為41歲到60歲、13歲到20歲兩個年齡段，分別為近20％和15％左右，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青壯年人口比例還要更高。這也毫不奇怪。因為年輕人總是最不安分和最敢冒險，最少牽掛而最敢離鄉背井，最少成見而敢離經叛道，對本鄉本土的索然無味和外部世界的彩新鮮最為，最急於到具有誘惑力和刺的地方去釋放能量和一顯身手。當然，他們也最容易接受新鮮事物和新思想、新觀念、新生活方式，比如那些“和國際慣例接軌”的東西。因此，正如今天闖深圳的絕大多數是年輕人，當年闖上海的也多半是年輕人。年輕人朝氣蓬，極富創造。當他們來到一個迥異於家鄉的地方，又接受了異質文化的薰陶時，就理所當然地會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化來。

但是，當年的上海和今天的深圳卻有着本的、本質的區別，那就是:深圳的改革開放是主動的，是已經站起來了的中國人民在黨的領導下對自己民族國家前途命運的一種自覺選擇。所以，深圳的每一進步，都易為國人所讚賞；深圳的每一成就，都易為國人所承認；深圳的每一變化，也都易為國人所認同甚至仿效。這樣，深圳雖然也是一個全新的城市，深圳人也是全新的一族，卻不會變成孤立的“城市部落人”上海誕生為一個新興城市卻完全是被動的。它的開放是被迫的，它的現代化也是被強加的。而且，上海的現代化進程越快，現代化程度越高，也就往往意味着其被強迫和強加的程度越高。儘管上海人從這種被強加的現代化中得到了好處和實惠，但也因此招來了鄙視和罵名，被看作“洋奴”、“西息”、“假洋鬼子”為較少被強迫現代化的內地人看不慣、看不起。因為所謂“上海文明”所謂上海人的新生活方式，原本就和中國人過慣了的生活處處相悖，何況還是被鬼子們強加的？自然是反之外又加屈屏，並因屈辱而更加反。因此，當上海人因其現代化而看不起外地人，在外地人面前不免有點“趾高氣揚”時，外地人心裏便常常會響起這樣一個聲音:上海人，別忘了你們城市公園門口豎着的那塊牌子——“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上海人確實應該記住這些國恥，否則，便會連吉普賽人也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