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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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集"多是一類,"史"是另一類,四部分類實在只是兩部分類。分類、分類,分了半天類,最後只分了兩類。所謂分類,分了等於沒分,這叫什麼分類!(並且若按前面所提"六經皆史"之説,甚至連兩類都沒有呢!)雖然這樣,四部分類卻還算是進步的分類呢!其他像《永樂大典》以韻來分類;《文淵閣書目》以《千字文》來分類;朱彝尊《竹垞行笈書目》以"心事數莖白髮,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古道無人獨還"六絕一首來分類,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類就尤有過之了。

所謂書目指導從分類的籠統中,我們可以看到,它的病發生在古書內容上面,發生在古書內容的籠統。因為中國思想獨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書一翻開,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病。乍看起來,經常一部書中,什麼都包括;但細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極有限,在儒家框框裏的同類作品大多大多,而異類的有個有創見的作品大少太少,在這種情形下,要去做分類,尤其有現代眼光的分類,就非常困難了。

正因為古書眾多而。又分類困難,所以有心人就開始想法子,使中國人能夠知所選擇。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舉書目,例如:一、龍啓瑞《經籍舉要》,列舉書籍二百八十九種。

二、張之《書目答問》.列舉書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種。

三、胡適《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列舉書籍一百八十五種。

四、梁啓超《國學入門書耍目》,列舉書籍一百六十種。

五、李笠《國學用書撰要》,列舉書籍三百七十八種。

六、陳鍾凡《治國學書目》,列舉書籍四百八十八種。

七、支偉成《國學用書類述》,列舉書籍三千二百種。

八、章炳麟《中學國文書目》,列舉書籍五十一種。

九、徐敬修《國學常識書目》,列舉書籍二百六十二種。

十、傅屯艮《中學適用之文學研究法》,列舉書籍七十九種。

十一、沈信卿《國文自修書輯要》,列舉書籍五十種。

十二、湯濟滄《中小學國學書目》.列舉書籍一百零六種。

十二、吳虞《中國文學選讀書目》,列舉書籍一百四十二種。

但是,看了這些列舉的書目,我仍舊不得不到:它們沒有太多的用處,它們的病在不該有的有了,該有的卻又沒有。它們無法把古書予以現代分類、無法從現代分類裏透視古書的推陳出新的意義。同時,它們只提出書目,沒有書本,雖然告訴人可以按圖索驥,但是驥在哪兒,也要大費周章啊!

新的版本觀念由於時代的轉變、由於"知識的爆炸"、由於傳播知識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今天的有心人,從事這一努力的時候,就要採取現代的觀點,來處理古書;以版本(板本)為例,現代印刷術的進步,尤其是影印技術的進步,使刊佈圖書的方法本改變,同時也改變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觀念,使古書不復成為某一階層人的獨得之秘。當然,對古書,非不可講究版本,但為一二校勘之便或幾個異文訛漏,就把一部書的功能和絞殺,則顯然是舊式藏書樓主的行為;同樣的,為了講究版本之説,整天光刊些無甚價值的僻書,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競賽"的常見經史之類,也不能不説是舊式版本學家的毒,對鑑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業,為功究屬狹窄。

當年黃堯圃的學生曾有過書無庸講本子的議論;俞樾的學生(章炳麟)也提過讀書何必講究版本的疑問。這些見解,都是從"取其大者"的角度,來從古書選材的,他們並不斤斤於"輿薪之不見"的癖好,當然也反對先以偏為務、再以偏概全的專家孔見。

現代處理古書的標準,不該以古董式的版本為尚,也不該以鑑賞,校勘的用度為足,而該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務印書館的宋本《資治通鑑》,當然沒有胡三省的音注,在鑑賞和校勘上,雖然有它的價值,可是在普及和實用上,就遠不如它的重排本《資治通鑑》;商務印書館的《四部叢刊》本無疏單注《五經》,在普及和實用上,也遠不及藝文印書館的阮刻《十三經注疏》;同樣的,《仁壽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監本《史記》,在普及和實用上,也遠不如黃善夫本或殿本或瀧川會注本,這些例子,都説明了版本的考究,並不就是弘揚了古書〔注一〕。

出土帶來了新收穫除了現有的古書以外,從汲冢到敦煌,歷代也們有古書的出土,值得我們特別重視。近十年來,古書的出土,更達到"漢唐以來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書,帶給我們前所未有的新發現,使我們在處理古書上,有了古人所沒有的收穫。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東臨沂銀雀山的一號、二號漢墓裏,發現了一批竹簡,由於竹簡中有漢武帝元光元年(紀允前一三四年)的歷譜,可以斷定這批竹簡是兩千一百年前就已傳的文獻;又由於竹簡中用字不避漢朝皇帝的諱,又可以斷定竹簡的古書,都早於漢朝。再往上一椎,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戰國,不過四十多年,囚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統一思想,沒人有閒工夫造假書,所以竹簡中的古書,都是戰國以前的原裝貨,應無疑義。

例如這批竹簡中,有古書《尉繚子》。《尉繚子》一直被許多大牌學者如錢穆等人懷疑是後代假造的書、是偽書,並且説得頭頭是道。但是這批竹簡一出土,證明了真金不怕眾口鑠,大牌學者也者,不過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繚子》出土了,我們當然要恢復它在古書中的應有地位。

書也出現了又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長沙馬王堆第二、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物,最難得的是,其中有十二萬字以上的書(因為那時紙還沒發明,只能寫在上,故叫書)。書中有一部分是失傳了的古代醫書。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種病名,和治療它們的二百八十個醫方(每個都沒有方名)。每個病的醫方,從一個到二十七個不等,專家們把這部書定名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國最古的醫學文獻,它顯示出來的病名,在內科方面、有肌痙攣、神異常、往來寒熱、小便不利、小便異常、陰囊腫大、腸道寄生蟲和中蠱毒;在外科方面,有外傷、化膿、體表潰瘍、動物咬螫、門、皮膚、腫瘤;在婦科方面,有產時子癇;在兒科方面,有小兒驚風;在五官科方面,有眼疾。用現代的觀點來看這些醫學材料,-看這些早於《內經》等現有醫書的材料,它們值得研究的意義,自然非比尋常。

又如同時出土的《相馬經》,這是中國動物學、畜牧學的重要文獻。

秋戰國時代,由於己從車戰演變到騎兵,馬的身價,也就愈來愈高。傳説中的相馬專家是伯樂,事實上,這種專家是很多的,《呂氏秋》(觀表篇)就提到十個相馬家;《史記》(者列傳)也提到"以相馬立名天下"的人氏,這些都可證明古人對相馬的重視。這部《相馬經》竟用來給死人陪葬,它在當時,必然是免費的一部名著。讀了這部書,我們不得不驚訝:古人對馬,原來是這樣不馬虎!

搜尋亡佚另一個現代的觀點是被埋沒的古書的廣為傳。中國曆代的戰亂不斷,圖書上的損失,早已無法細計,不論無意的被焚於兵禍,還是有意的聚毀於七塔,對文化而言,自屬有害無益。今天我們得現代印刷術之便,實在應該把這些被埋沒了的古書,儘量予以亮相,以免及身而絕〔注二〕。過去有心人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就是出版"叢書"。

"叢書"在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是宋代俞鼎孫、俞經的《儒學警悟》,這部書成於宋寧宗嘉泰元年(一二o一),距離今天,足足七百八十多年了。

七百八十多年來,從事文化出版的人,輯印叢書的種類很多,但是專輯近著搜尋亡佚的,除了光緒年間潘祖蔭的《功順堂叢書》、趙之謙的《仰視千七百二十九鶴齋叢書》外,實不多見。尤其趙之謙的叢書中,收有七絃河上釣叟的《英吉利廣東入城始未》一卷,更可看出輯刊者的歷史眼光。

宋朝以來,因為受印刷技術的限制,不能影印,至多隻能影刻,直到清末,還是如此。陳三立的《黃山谷集》、端方的《東坡七集》,都是最有名的影刻本。但因影刻太貴,且產生竄易首尾節略翻刻的缺點,給了人們不良的印象。現在印刷術進步了,並且超過了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古逸叢書》、《四庫全書珍本初集》的影印水準,所以現在為被埋沒了的古書,做亮相的工作、做搜尋亡佚的工作,自然也就責無旁貸了。

現代分類由於過去的通病是儒家掛帥下的四部分類,古書所遭遇的摧殘是相當嚴重的,這種掛帥和分類不打破,中國的古書情況必將永遠陷在不均衡的畸形裏、陷在比例不對的懸殊裏。所以,用現代的觀點處理古書,必須首先把儒家掛帥四部分類的錯誤予以矯正,把所有古書,重新估定,該拉平的拉平、該扶起的扶起、該縮小的縮小、該放大的放大、該恢復的補足該重視的給它地位〔注三〕。這種重新估定之下,整個中國文化遺產才能均衡的、成比例的重新呈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再用現代方法去"新瓶裝舊酒",古書才不止是古書,才有現代的意義〔注四〕。在現代意義的光照下:許多古書,古人所貴者,如今看來已是斷爛朝報;又許多古書,古人所賤者,如今看來卻餘味無窮。如今我們處理古書,並不是止於把它們進一步分類(如劉國鈞《中國圖書分類法》或杜定友《杜氏圖書分類法》),或就古人之所重者重印一陣就算完事,而該大力發掘並認定真正值得現代學術"獺祭"的典籍,否則的話,只是引今泥古而已,離玩物喪志也就不很遠了,"學術"云乎哉!

解決難讀的問題除了現代分類外,如何解決讀得懂古書的問題〔注五〕,也是現代的觀點中不能忽視的事。中國古今語文上的變化,差距很大,《尚書》中的文告,在當時是口語,現在是很難的文言了;《論語》中的對話,在當時是口語,現在是很斯文的典故了。所以古書的文字語言,對現代的中國人説來,有時比外國文還恐怖。這一現象,早在半個世紀前就被提出來討論了。梁啓超在一九二五年寫《要籍解題及其讀法自序》,就指出:諸君對於中國舊書,不可因"無用"或"難讀"這兩個觀念,便廢止不讀。有用無用的標準本來很準確定,何以見得橫文書都有用,線裝書都無用?依我看,著述有帶時代的,有不帶時代的。不帶時代的書,無論何時都有用。舊書裏頭屬於此類者確不少。至於難讀易讀的問題呢,不錯,未經整理之書,確是難讀,讀起來沒有興味或不得要領,像是枉費我們的時光。但是,從別方面看,讀這類書,要自己用刻苦功夫,拔荊斬棘,尋出一條路來,因此可以磨練自己的讀書能力,比專吃現成飯的得益較多。

所以我希望好學的青年們最好找一兩部自己認為難讀的書,偏要拼命一讀,而且應用最新的方法去讀它,讀通之後,所得益處,在本書以內的不算,在本書以外的還多着哩。現在,半個世紀過去了,中國人讀古書的能力更不如前,時間也不如前了。所以,有心人處理古書給現代的中國人,必須兼顧到現代人的讀書能力,挑細選之後,必要的解題、註釋、翻譯,也該儘量齊備〔注六〕。

《中國名著華全集》基於上面所説的一些有關古書的重點、基於上面所説的一些心得和認識,王榮文和我,經過多次的換意見和反覆討論,決定在《中國歷史演義全集》成功後第四年的今天,推出一部《中國名著華全集》〔注七〕。

《中國名著華全集》的構想,部分接近美國哈佛大學校長伊利鶚(charlesw。eliot)的《哈佛叢書》(theharvardclassics)。《哈佛叢書》長五英尺,又名,《五呎叢書》(fivefootshelfofbooks),是用五英尺長度的裝書,把西方古典名著,收入華。由於中國古書大多,在質上也與西方互異,這部《中國名著華全集》,在編選方面,自然獨有它的特。我們決定按照現代圖書分類,選出兩百種古書〔注八〕。每種"加工"以後,也以五英尺的長度〔注九〕,裝起來〔注十〕,配上圖片〔注十一〕,貢獻給現代的讀者。我們用這部《中國名著華全集》,把中國古書做一次徹底的、劃時代的處理,用現代的觀點、現代的印刷術、現代的出版企劃,把它們帶到現代的中國人面前。

我們希望,這部《中國名著華全集》的問世,可以使現代的中國人,能夠多少知道做為中國人應有的條件是什麼、多少知道祖宗們的遺產是什麼、多少知道這些遺產可以入寶山而不空手。多少知道這些遺產對我們並非高不可攀。

我們相信,這部《中國名著華全集》的問世,可以把現代人看古書的問題,得到滿意的一次解決。有了這部大書,你可以上下古今,把千年華盡收眼底;你可以縱橫左右,把多樣遺產羅列手邊。你可以從古典中尋新義;從舊籍裏找時;從深入淺出的文字裏,瞭解古代的中國和現代的中國。

做為一個"舊學邃密"

"新知深沉"的中國人,我想逢今之世、處此之島,沒有人比我更適合做這一件大事了;也沒有人比王榮文更適合推動這一出版計劃了。我們高興在我們的努力下,終於完成了這部大書,相信細心而識貨的中國人,會和我們一樣高興。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八在台灣寫〔注一〕這套《中國名著華全集》又注意版本又注意內容的特,我舉一個例。我收進了顧炎武的《亭林先生遺書彙輯》,在這個全集總名下,我選的是《知錄》,但我用的《知錄》版本,卻是一九三二年張繼蒐集得到的"何義門批校抄本",其中有"胡服"等文字,這是一般《知錄》所沒有的。所以這套《中國名著華全集》所用的版本,是注意版本又注意內容的。這類特,是很不容易的。為了達到這些好效果,有的版本,我甚至商請所有者特別同意我使用,桂冠圖書公司的《中國古典文學名著》中的幾種書,就是賴阿勝特別同意的。我要謝謝他。

〔注二〕這套《中國名著華全集》,就收有李敖珍藏的絕世稿本《秋審小看》,這是它第一次與世人見面。

〔注三〕這套《中國名著華全集》,儘量表揚被壓扁的異類思想,特別注重中國古書中的多樣、獨創與個。因此,作者羣中,入獄的、殺頭的比例也頗大,這是一個必要的義舉。-點燃舊的火種,加添今後的光明,這本就是我多年的一個心願。至於純屬個人的一些情氾濫的集部書,我有意縮小它們的比例。

〔注四〕把難以分類的古書,納入現代分類,是這套《中國名著華全集》的一大特。為了使中國人對中國書有鳥瞰式的瞭解,所以在總類方面特別加強(我為加強中國人對圖書分類的認識,特別以《古今圖書集成》、《四庫全書》做為分類的總代表,當然在體積上,"長蟲不了象",是不能收入的);又因為中國人讀書,缺乏方法上的講究。所以在方法學方面,特別着力。

〔注五〕俞樾是中國有史以來最能讀古書的人,他在《古書疑義舉例》裏,卻描寫了古書是多麼難讀。他説:"夫自周秦兩漢,至於今遠矣,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法,而以讀周秦兩漢之書,譬如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夫自大小篆而隸書、而真書,自竹簡而嫌素、而紙,其為變也屢矣。執今傳刻之書,而以為是古人之真本。譬如聞人言筍可食,歸而煎其簀也!嗟夫,此古書疑義所以滋也歟?"〔注六〕這套《中國名著華全集》,儘量以實用的解題、註釋、翻譯為原則,酌量收入。現代人每以註釋為讀古書的要件,其實註釋不一定全對讀者有益。像《論語》、《孟子》,讀了朱熹的註釋,反會墮入宋儒理學的魔障,這説明了註釋不當,反倒有害。

〔注七〕書名《中國名著華全集》,所謂名著,除了一般的意義外.也包括特定的意義;凡是推定可成為名著的,也酌量選人。這是因為古書中,有的的確被埋沒了、被不合理的埋沒了。清朝李慈銘説得好:"網羅散逸,滷拾叢殘,幾於無隱之不搜、無微之不續,而其事遂為天壤間學術之所繫,前哲之心力,其一二存者得以不墜。"為了使"一二存者得以不墜",所以用的名著標準,比較有彈。還有,在名著的去取上,我有大刀闊斧的氣魄,去取之間,不受傳統的名著的認定方式。例如我選深的書,所以淺的《三字經》等名著不選;我選原本的書,所以選本的《唐詩三百首》、《古文觀止》等名著不選;我選審的書(如《呻語》),所以劣的《菜譚》等名著不選。有的書,在去取上,也有割愛的,例如徐光啓的《農政全書》,我終於嫌它缺乏獨立見解,還是不選了。總之,這些去取之間的苦心與調濟,只有全面的、非常的專家才能識貨、才能驚歎。一般對中國古書似知非知的人,難免會有點議論,我是不重視的。至於古書真偽問題,我雖然選入胡應麟《少室山房全集》、姚際恆《庸言錄》中辨偽的文獻來提醒大家注意,但對一些可疑的書,能夠取其內容而不取其時代,把它們看成"反正是古代中國人寫的",倒也四通自在。因此我選《晏子秋》、選《列子》等等,都有反對因噎廢食的意思。

〔注八〕古書入選標準,以一九一二年為下限(偶有例外,也是記事在一九一二年前的,像吳永的《庚子西狩叢談》是);以一人一書為原則(所以只能説是割愛,不能説是遺漏。此外.也有兩人"共家"的書出現。如程顥程頤的《二程全書》;也有以輯佚刊印者掛名的一堆書出現,如葉德輝的《雙梅景暗叢書》。所以,這會《中國名著華全集》,作者不止二百人,書也不止二百種);作者不明確的,從俗標註(當然過分荒謬的,如黃帝作《內經》等,也只好以佚名處理);作者有時不明確,也是古書的一大特。古人沒有著作權觀念,不但沒有,還喜歡把自己的作品,在別人頭上,這種作者叫"箭垛式作者"。"箭垛式作者"有時以一個人代表一個學派(像管仲之於《管子》)、有時以一個人代表集體創作(像施耐庵之於《水滸傳》),都不可拘泥就是;作者明確的;書名儘量採用作者死後的總集名目(像收入章炳麟的《國故論衡》,但目錄上卻用《章氏叢書》等是);但是生前有總集質的書名,雖然包羅不全,我也儘量把以後的出版品來個總歸户,歸到這個書名下(像康有為《萬木草堂叢書》等是)。

〔注九〕因為要在五英尺長的書裏收入兩百種古書的槽華,所以有的能全書收入、有的只能收入部分,古書這麼多,有的自難免有迫珠之憾。但是不論怎麼收,都以"華"為準。一個人的作品或一部書的內容,如果涉及的項目多元的時候,儘量就多元中最有特的部分,做為分類依據,但是雖然分類從嚴,但是選入卻從寬,因為古書的質本來就很含混,若從嚴選人,必將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注十〕古書的處理,由於現代印刷術的進步,在規格上,又不得不注意配合時代要求,線裝薄面也好、綢函絲訂也罷,早已都是落伍的玩藝。都不應該再予以考慮。在國際標準的圖書館中,甚至平袋書都在不受庋藏之列,我們怎麼能再抱殘守缺,開時代倒車?所以無須採用舊式裝訂的方法,自無疑義。

〔注十一〕在《中國歷史演義全集》中,我配上圖片,並且把每張圖片加上活潑的説明,很受歡。這套《中國名著華全集》也同樣處理。圖片中有的得來之不易,非細心而識貨的中國人,就很難看出來。以配圖中徐謂(文長)《青天歌卷》的首尾為例,《青天歌卷》在一九六六年江蘇吳縣東角直地方曹澄墓中出土。紙本,縱三一·六公分,長二o三六公分,共七十四行。卷首有"許寶善印"、"竪竪(下為石,不會打)子"收藏章。卷後蓋有"天池山人"、"青藤道上"章。這種十多年前才從墳裏挖出來的文獻,都被我用到了,這種"絕活",總該令人絕倒吧?

後記這套《中國名著華全集》的內容,林明德(輔仁大學中文系教授)、詹宏志、李傳理(遠的兩位干將)提供我不少的好意見,我要特別謝謝他們(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八,李敖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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