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盪三十年》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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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4，正在歡快地倒賣玉米的王石騎著自行車途經深圳國貿大廈，突然看到很多警車、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聽，原來是鄧小*平到大廈頂層俯瞰特區全貌，公安局正在清理現場。他在後來回憶說，“我好像到幹大事情的時候到了。”5月，“深圳現代科教儀器展銷中心”成立，這便是萬科的前身，王石當上了經理。據當時的特區政策，進口特區的國外產品不能銷售到特區外，但不限制特區外客戶在特區內購買的商品運出特區。展銷中心的業務與倒賣玉米沒有大的區別:先收內地需貨企業貨款的25作為定金，然後向港商訂貨，按同樣比例付款給港商，待貨到深圳後，買方付清餘款提貨。買賣的關鍵是，收的是人民幣，支付給港商的是港幣或美元，展銷中心的利潤就來自獲取外幣的能力。要開這樣的展銷中心，先要有進口許可證，其次要聯繫到具有外匯出口創匯份額的單位，也就是說，沒有一定的政府背景和公關能力是開不成這種公司的。

王石後舉例說明公司是怎麼賺錢的:這年秋天，一個叫王堂的北京人來深圳，宣稱手頭有3ooo萬美元的出口外匯留成，換匯比率為1美元兌換人民幣3。7元。所謂“外匯留成”並非現金，而是一種“配額指標”它應該屬於某個大型國營外貿公司，最終以非常灰的方式轉移到了有官家後臺的“倒爺”手上。當時的市場匯價是1美元兌換4。2元人民幣，王石向王堂預定了1ooo萬美元的“外匯留成”然後他從中國銀行“順利”貸到2ooo萬元人民幣，湊足37oo萬元匯給王堂。一倒手，展銷中心賺到兌換差價5oo萬元。

這樣的換匯倒賣看來比倒賣玉米還要痛快，在當時的深圳與北京之間，早已形成了這樣一條資源輸送的地下通道，源源不斷的國家配額和公共利益以各種形式被販賣到南方，它們遊離在法律的邊緣地帶，促成了某些個人和公司的暴富。王石的展銷中心在這種遊戲中扮演的是終端洗錢的角，他從北京調來外匯指標，聯繫好進貨和出貨的港商與國內企業，通過貨物的進口銷售把匯率差價“清洗”成通差價。

讓人驚奇的是，儘管這種換匯遊戲十分活躍，但是國家法律卻始終視而不見，沒有對此進行必要的界定與規範，甚至在行為質上都含糊不清，留下極大的斡旋和模糊空間。據王石的回憶，在1984年前後，全國各地政府掀起一個辦公設施改造的熱，大量的進口設備都是從深圳入的，許多公司在這次進口熱中賺得盆滿缽滿，其中一些貿易公司還租用軍隊貨機空運北京，以運輸貨度的優勢形成競爭之勢。1985年初，王石捲入到一起4ooo萬美元的調匯案中，此案的業務方式與上述過程絲毫不差，只因利益分配不均，受到中央部門的關注，便成了全國幾大逃匯案之一。由於涉及軍方公司，中紀委和軍紀委分別派出兩個調查組南下調查。據當時的法律，何謂“逃匯”幾乎沒有條文上的清晰解釋，展銷中心參與的倒匯業務均有正規手續，從銀行匯款到進口批文一應俱全，最後調查組無法確定這種行為是否違法，只好把重點放在這些調匯合同過程中有無行賄受賄行為。按王石後的回憶，“隨著時間推移，案件淡化了。”我們必須說，這時候的王石和他的公司還不是人們後所知的那家房地產公司，它還在悄悄地聚集自己的原始積累，不管它是白的還是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