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為什麼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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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影、王幹答北京青年報記者譚璐問1。關於“女寫作”和“女主義寫作”王幹:我們研究女主義和女權主義的概念，不應該是按照男人的視野，男人的目光來寫作的。1995年～1996年，我和那個中國最著名的女主義者之一——戴錦華就談到這個問題，我談到女文學寫作就用到一個詞——巫。我說當時有“老三巫”、“中三巫”、“新三巫”說老的是張潔、諶容、張抗抗，中間是王安憶、鐵凝、殘雪，新的是陳染、林白、海男。戴錦華很不高興，說你這完全是站在一個男權主義的立場上，當時我還和她爭執，我說“巫”呢不是一個貶義詞，是一種比較有靈的，怎麼怎麼的。

現在看呢，後來很奇怪本來這個中國女主義文學跟男化對抗的勢頭，後來突然變成——怎麼說呢——合男閱讀視野的方式。後來我講不但“巫”不成氣候，而且人家自稱“寶貝”自稱“小妖”周潔茹不是寫《小妖的網》嗎？就是完全按照男權的價值取向來寫作，到了九丹的《烏鴉》那就更不像話了。

記者:“女主義寫作”和“女寫作”是兩回事。

王幹:對對。現在的女作家好啦，不但要做“巫”還要做“妖”啦。

記者:“妖”是什麼意思？

王幹:“妖”這個概念，可能和《大話西遊》有關，妖一向是貶義的，但《大話西遊》裡兩個妖是兩個美女扮的:一個是朱茵，一個是蔡少芬，把妖人格化了，美女化了。妖就是美麗、妖嬈、風情，也有一點比一般女人更放蕩，更張牙舞爪。《大話西遊》裡把妖賦予人，而且與至尊寶還有愛情故事，妖的概念變了。

記者:如果放到女寫作中來說“妖”呢？

王幹:那當然它是更非女主義的，更按男視覺來寫，淹沒了女主義，而且比原來更厲害了。

張潔包括陳染她們當時都有初期的女主義的傾向，不輕易跟男人認同、苛合，但現在女作家完全按男視覺來寫，這可能和商品社會有關。

虹影的《k》是有女主義彩的，可以把它叫做“東方女主義的代表作”為什麼呢？她把東方主義和女主義和了。這個小說寫得非常巧妙，用現代文學史上的歷史人物的框架，把作家所要表達的東方女主義的思想進去了，很巧。

一般女作家的小說，包括《烏鴉》，女在問題上慣常是被動的，或是受迫害的、被販賣的、被銷售的、被凌辱的命運，但《k》裡的女主人公沒有這一套，她是主動的、進攻的、屬於控制方的，能引起她個人歡樂的、審美的、情的，甚至於用不好的詞就是設一個圈套讓朱利安進入的覺，女徵服男。

很多女文學是按男的視野來闡釋的，上女人一定是吃虧的，不是受益方。男人從生理上、心理上征服女。《k》從這個角度上說是女主義的姿態，女主義的方式。

至於“東方主義”林是中國人，朱利安是英國人，在一般小說裡，總是西方是強悍的，征服的，《k》則是西方人被東方的房中術所陶醉，所惑，所傾倒。從這個角度說，又是東方主義的，房中術在西方來講景觀奇異，不可理喻，帶有審美主義彩。《k》大量涉及東方的文化，神秘文化的東西。

《k》是雙重文本，是東方主義的文本又是女主義的文本。這一點這本小說結合得非常巧妙，林愛西方教育，又對中國文化傳統有深刻的瞭解，她一點也不奇怪。儘管可能凌敘華這個人生活中不是這樣，小說虛構到她這麼一個人身上，是不難理解的。

虹影:我一句:凌叔華個人生活不是這樣。我寫的本不是凌叔華。她的生活是不是這樣的，我不知道。誰知道出來說說。我沒去研究，是因為這與我沒有關係。我只是借朱利安的故事作為我想象的跳板。連朱利安本這人許多事也是虛構的，他的書信集1938年出版，刪掉了許多東西，我當時只是看的出版物，雖然也知道他的全部信件記藏在劍橋國王學院檔案庫裡。今年，書寫成三年後，被人告了一年半官司後，我才去看了一下，發現有大量詳細描寫此事的信完全沒有刊登，其他涉及男女之事，也大量刪節。

所以，我從1938年版《朱利安書信》看到的故事，有大量空檔，正好讓我想象。這個28歲的大孩子很有點戀母情結，什麼雞蒜皮事都報告給母親。大作家吳爾芙的姐姐範奈莎本人最著急的有兩件事:第一件，你這小子不要隨便就結了婚；第二件，是不是中國道德清教讓我這個幹不得的兒子受苦了。當然第一件更重要。因此朱利安的信件哪怕我早看到，我也明白不足為憑。《k》這本書是我想象的產物。校對的物，毫無意思，被人打了官司，我還是隻能強調這點。

王幹:中國的文化是有一個脈絡的，但它是比較隱晦的，秘而不傳的。林也是正常的，她又接受的西方的觀念，與中國古老的神秘的東西碰撞，就產生意想不到的文化景觀。

《k》把東西方文化的衝突結合到男女關係上，所有的文化其實是兩條——食。文化的就是兩個基本點。東西方文化回到這麼個原初的狀態碰撞，就產生意想不到的審美效果。

他們兩個人一定意義上講是一場戰爭——文化的戰爭，文化的衝突，小說中最後是林的東方神秘主義打敗了朱利安的西方男權主義記者:虹影，你如何看女寫作和女主義寫作，女主義在你的寫作中，是有意為之，還是格、本下意識使然？

虹影:女寫作，當然不可能不包含女主義。謝謝我佛讓我今世做女人。

剛才王幹說了那麼多，得益不少。我得說句絕話:怎麼沒聽見人談“男主義”？說“東方主義”怎麼“西方主義”這詞就免費不起來？在美國陳小眉寫了一本書《西方主義》，這詞依然沒有人使用。就像怎麼老聽見人說譚愛梅是華人作家，英國有個表現黑人生活的白人作家，怎麼沒人說是個黑人作家？

陳曉明在評論我的長篇《女子有行》時，稱之為“女白夢”很對。但是男有沒有白夢？當然有，但是男的白夢就直接叫“白夢”或“主白夢”所有這種詞，都是“弱勢集團”用來自衛的術語，強調自己應當特殊的對待。以前的文學史，都是男人主宰；文學評論，是男批評家世界；寫小說，是男人的事。這才需要強調女的特殊，就像以前必須有多少女幹部硬是得提拔培養一樣。

我們要看一下中國文學界讀書界，女作家有沒有必要再標榜女主義？

我個人覺得沒有此必要。我們已經不再是一個弱勢集團，至少我不想做一個弱勢群體中的人。

我願意男作家、男評論家、男讀者，就把我虹影當作家，別當什麼女作家。實際上讀者不會因為作家是女的就照應一點，沒有上級，比如當初參加作協時，因為我是女的就特別培養我。

我認為，中國女作家完全可以在平等基礎上與男作家競爭，抗衡。不打“女主義”旗幟，不自貼標籤，我們也能做到寫出好東西，有意義有深度的作品。

如果我作品中有女特徵，屬於女主義，那我也不反對。男作家也一樣有男主義。這樣回答你的問題:我本人生錯了別，既然為女的，我一些小說中的第一稱敘述者就很自然是女的，她會從女角度看待世界，所以，我的女主義完全是格使然，不必有意為之。新長篇《阿難》如果有女意識，也是這個意義上的。

記者:你的《阿難》又將詮釋諸般的女經驗，或者是什麼新的路數？

虹影:剛才我已經表明我的立場。寫《阿難》這部小說時，我正在處理《k》，別人牽我進官司那些勞心費神的事。當時我在恆河邊，真想一頭跳入河裡，一了百了，極端絕望。所以寫《阿難》對我是一個鍛鍊，我必須心平氣和，心靜如水，每天清早坐在桌前，渴望跨越人世汙濁的河，超越生死間的種種受苦。我得原諒這些磨難，我把自己的情融入《阿難》，若你愛《阿難》，你就會愛我。

中國經濟起飛了，人民富起來了，一部分人成了資本家，這好不好？當然好，這是中國歷史上的大事。人民物質生活的富裕，一部分城裡人已經過上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生活，當然是大好事。這點必須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