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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的事例，讓楊惠娟更全面地看到國家公務員中忠於人民、積極向上的群體，從而改變她心理中政府被壞人把持的固有定勢。

“小楊，這就是你發誓要摧毀並一直與之對抗的國家幹警。我們忠於人民、熱愛國家、嫉惡如仇、不畏強暴，關鍵時刻站得出來，生死關頭豁得出去。同你們這群抱著拯救國家的熱血青年一樣充滿理想主義，一樣堅強無私。但我們有理智、明世事，不像你們那樣年輕幼稚，看到一點社會陰暗面，就要採用革命暴力手段將其摧毀。”李哲原終於說完了想說的一切，他開始靜靜地等待，等待楊惠娟可能的反擊。

但楊惠娟沒有反擊，除了一句:“如果處在那樣的情況，我會做得跟她一樣好。”直到離去都沒再開過口。孟玫的事蹟深深動了她，也使她看到還有一群理想主義者在為當前政府效力。

以前她研究過暴力革命的適用場合，革命對象必須是一個腐敗到極點的政府，所有理想主義者在這個政府中不再能找到用武之地，他們或是因與腐敗分子冰火不容而遭到排擠，或是直接投向革命陣營。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勝利，就與這種形勢的存在有很大的關係。革命最困難的時候，一個已被迫脫離革命但仍保持著理想主義特質的人物黎天才，仍自覺地為革命做工作，在策動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革命的最後階段，另一個理想主義彩濃得一眼就被人看出（如杜聿明）的郭汝瑰投向革命，在決戰淮海中起到了普通革命者起不到的作用，極大地加速了革命勝利的進程。儘管他們個人並不一定能夠享受到革命勝利成果（如郭汝瑰在革命勝利後只能以起義將領身份參加社會活動，至少到1981年杜聿明去世時還不能透真實身份。黎天才甚至在革命勝利後還被判了無期徒刑，最後病死於獄中），但依然無怨無悔地為革命勝利貢獻自己的力量。這樣動人心的革命，看來眼下並沒有出現。

以後的很多天裡，楊惠娟一直苦苦琢磨這個問題。暴力革命是社會變革的最高形式，但對社會破壞程度也極其強烈，時機不到或者說若非萬不得已，不可輕易使用。起事之前，他們看到的都是對發動暴力革命有利一面:腐敗的猖獗、官員的顢頇、人民的憤怒，以為只要振臂一呼就能應者雲集。但一旦走上這條路，卻發現事情並沒有那樣簡單。人民雖然痛恨腐敗，但衣食無憂，社會安定是他們首選。官員也並不全是貪鄙無能，她看到的至少有李哲原夫婦這樣的例子。難怪黃振邦要將矛頭轉向唐漢獨立黨裡那些理想主義者，其用意不就在人為“催”暴力革命條件，但他這樣做是正確的嗎？

重新開庭後，官方選調了一批專業理論研究人員做公訴人，每到“十美”宣傳“革命理論”時，便出來辯論。辯論的焦點恰好是暴力革命的正負面作用和適用場合，這就攻中了本就存疑的楊惠娟的要害，由此在辯論中難免漸落下風。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瑾、葉瓊璋、夏曉倩、陳韶湘、石、張麗穎六人，理論水平和演講能力雖也很強，但面對如此難題，同樣一籌莫展。

病榻上的李哲原密切地注意著事態的進展，這一個月他手裡掌握了大量群眾來信。這些群眾雖然不認同楊惠娟她們用暴力手段追求正義的做法，卻十分欣賞她們追求正義的執著和勇氣，並不願意看到她們被處死。信中措詞不盡相同，但表達的意願只有一個，希望她們能改變政治立場，爭取政府特赦。

是時候了。李哲原據自己對心戰理論的認識，結合所能觀察到的主客觀因素，作出這樣的判斷。他不顧傷口剛拆完線還需靜養的醫囑，懷著畢其功於一役的願望去找楊惠娟，路上他甚至考慮起“十美”政治解決以後該繼續做什麼。但一見面卻遭到當頭一。

“社會變革運動的形勢是瞬息萬變的，一種社會實踐不可能在當時就被評價出對錯，暴力革命的發動也應遵循這個規律。我們走上用暴力手段對付貪官汙吏的道路，完全是由當時形勢所決定的。即使歷史證明這條道路走錯了，我也決不後悔，很多路不去走一走本無法確定是否正確。你不要再費心讓我們自首變節，我們寧可因觸及現行法律被判死刑，犧牲在刑場上，也不會為苟活放棄追求過的理想。”雖然對暴力革命的適用場合產生了疑問，但意志上的最後一道防線楊惠娟決不會放棄。

出於自信，李哲原來時抱有了太大的希望。在他內心裡，答應過彭非的必要的時間，就是從那時到現在的九個月。在自我限定的時間裡，沒有能夠實現征服楊惠娟意志的目標，失望、茫、不解、愧疚、再探尋，像打翻的五味瓶一樣湧上他心頭。他的傷口畢竟沒有完全癒合，經不起如此劇烈的心情波動而開始迸裂。為了不讓楊惠娟發現，他幾乎像逃跑一樣離去了。

對不起，上面一帖有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現重發一更正帖。

四十一“快讓我進去看爸爸。”門外傳過來一個清脆的童音，打破了屋內的寂靜。為了不影響李夢瑤學習，姑媽直到週五放學後才將李哲原負傷的消息才告訴她。當時她就吵著嚷著要去看爸爸，因為天已晚、過了醫院探視時間沒有成行。但今天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