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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出高價的女遊客可以被允許穿戴上它們，體驗女重囚（因為戴這些鐐銬的女囚暫時還沒被判死刑，還不能算作女死囚）的心境。如果後又有與楊惠娟“級別”相類似的女重囚入獄，則這些“寶物”還將被“請”回來，鎖在她的身上。等她“用”完後再刻上她的名字，重新送回博物館。總之，經過這樣反覆打造，這套鐐銬將成為警察博物館的“鎮館之寶”。

“等我就義，脖銬、銬、手枷、腳枷和手指鐐不戴了，是不是也如此辦理啊？”楊惠娟聽後迅速憤怒地質問道。女看守見勢不妙趕緊閉口，但答案卻不言而喻。

過了一夜，楊惠娟的想法變了，她開始對這套鐐銬充滿了戀戀不捨的情。因為她在想:厚顏無恥的敵人自以為得計，殊不知正好為革命留下珍貴的文物。等革命勝利後，黨會從警察博物館把這些鐐銬取出，重新陳列到革命博物館。並告訴每一個前來參觀的人:楊惠娟烈士是如何戴著這套鐐銬，在法庭上大義凜然地怒斥敵人、宣傳革命真理；在監獄刑訊室裡經受住了敵人電刑、辣椒水的嚴刑拷問；在監獄的優待室裡回絕敵人居心叵測的勸降。為了能讓觀眾有身臨其境之，最好再按原件複製一套這樣的鐐銬，讓一個身材體形和自己差不多的女解說員戴著解說……

當然，以上只是楊惠娟“烈士”光輝燦爛的一面。革命勝利若干年後，還會有歷史學家從浩瀚史海中考證出女英雄富有人的另一面。他們會說，女英雄在獄中曾戴著這套鐐銬打過乒乓球和羽球，還和一個叫李夢瑤的小姑娘做過遊戲。

想到這裡，李哲原的形象又浮上心頭。這個讓楊惠娟無法橫眉冷對的“敵人”，在兩個月前勸降失敗後便神秘消失了。接替他工作的副手，儘管仍保持著對她們的“禮貌”，卻明顯拉開了距離。至少楊惠娟她們提出再組織一次體育比賽的要求，就遭到了禮貌的回絕。而即使這樣一套班子，也於她們在法庭上作完最後陳述後的一週前，全部奉命撤離。派來接手的是法院方面的工作組，雖然因時間很短，他們來不及表現出索正雄那樣的凶神惡煞，但已經看得出不懷好意。為此楊惠娟反而鬆了一口氣，因為終於又找回對敵鬥爭的覺了。於是李哲原就從一個現實的“敵人”，轉變為可以客觀評價的“歷史人物”，並恰逢其時地回到了記憶裡。

其實這個警察的心地善良。子被黑幫殘害了，肯定會對他心理產生強烈刺。按心理學家的觀點，這種刺會使一個人以後的行為處世出現變異。如果本善良，此人會盡量避免讓別人遭受自己受過的痛苦；如果稟偏執，此人就將把自己受到的痛苦如法炮製於別人身上。所以人們可以看到，遭受過老師不公正對待的學生，一旦成年後自己成了老師，在對待他的學生時，會出現兩極分化的現象。一極是以血還血、以牙還牙，苛待自己的學生；另一極則悉心呵護，不讓學生遭受自己幼時的同樣命運。李哲原本來就是審訊專家，完全有條件借職務之便像索正雄那樣審犯人，發洩子被害後的心理壓抑。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借心戰理論在審訊中尊重女，不忍讓被審的女犯人遭受與她子同樣的命運，宅心可算仁厚。但是這樣一個人畢竟也是反動政府特務機關中的重要干將，一旦革命勝利勢必遭到清算，李夢瑤未來的人生也將因為父親而變得極為坎坷。只可惜自己那時已經不在，不能為他證明。沉醉在虛幻的“革命勝利”意境中的楊惠娟，不由擔心起“那時”李哲原父女的命運來。真是胡思亂想，自己現在明明是弱者，革命也還處於低，怎麼還為不可一世“敵人”未來命運擔心呢？回味過來的楊惠娟不啞然失笑。

走下樓梯，出女監獄樓大門，經過樓下封閉的場院，就到了運動場上青青的草坪；穿過了草坪，第一站目的地監獄綜合樓便在眼前。這座樓裡既有監獄圖書館、醫院、公共浴室一類獄警和囚犯共享的公共福利設施，也設置了刑具室、注死刑室及不便公開的刑訊室這些專政設施。楊惠娟被押入漢都監獄的最初一個多小時，就是在設於這幢樓三層的醫院特護病房裡度過的。不過此後她再未涉足過這幢大樓，今天故地重遊是到一層的刑具室釘死鐐。

刑具室之所以放在一層，是為了方便釘鐐後的囚犯走回囚室，它由腳鐐室、手鐐室、腳趾鐐室和銬室組成。情節最輕的死刑犯只釘腳鐐，稍重一點的加釘手鐐，腳趾鐐專用於情節最重的女，銬則專用於情節最重的男。因而，使用頻率最高的腳鐐室位於刑具室的第一間，頻率次之的手鐐室位於第二間，極少使用的腳趾鐐室和銬室位於一隔為二的第三間，並各開一門與手鐐室相通。為了確保安全，堅固程度不亞於牢房的整個刑具室只有設在腳鐐室的一個進出口，即使到最裡間釘過腳趾鐐的女死囚，仍要依次經過手鐐室和腳鐐室才能回去。

“再見吧，糾纏了我一年的鐐銬。你們雖然助紂為，錮過一名革命者的身體，但念你們並無知覺，只是受人擺佈，我原諒你們。你們若能在革命勝利後，告訴善良的人們我所遭遇的一切，相信人民也會原諒你們的。”當坐在腳鐐室釘鐐位前的第一把坐椅上被脫去帶來的所有“活鐐”和鋼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