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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完這一切已經是13:30，此時新唐電視臺的現場報道組，也驅車繞道東郊來到這裡，入獄儀式已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所謂“東風”就是警務部領導的具體指導，本來這個職責應由索正雄具體擔當，而分管內勤事務的警務部陳副部長也將臨場視察，但今天卻有特殊情況。圍捕“九美”成了頭等大事，這些大人物本不可能心有旁騖，而且最為安全快捷的通工具——直升飛機也全部被調用到前方。等13:15高瑾被捕，戰鬥完全結束，時間又顯得非常倉促。為保證得力干將的生命安全，劉稼軒臨時決定索正雄以電視對講形式進行指導。好在剛才為活捉“九美”立下汗馬功勞的案件偵破指揮室，完全具備這樣的技術條件。於是，13:30後索正雄接替彭非，成了這個房間的主人。一年也使用不了幾天的案件偵破指揮室，這一天真是忙碌非凡。

其實，入獄儀式的全部程序都已事先排定，只要犯人不故意搗亂，一切都可以按部就班進行，基本無須現場指導。而如何穩定入獄犯人的情緒，避免不必要的牴觸，則是監獄管理方的份內之責。

作為國家最高級別的監獄，漢都監獄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建成以來，一直承擔著關押國家敵人的職能。最初的國家敵人是來不及逃亡的為殖民政權效勞的本國高級反動官僚，隨著這批民族敗類的逐漸死亡，這種質的國家敵人已經在漢都監獄完全消失。

第二種國家敵人則來自唐漢獨立黨領導集團內部。建國初期圍繞著國家選擇怎樣的發展道路，唐漢獨立黨內多次出現分歧，並導致烈的組織衝突。當時的唐漢獨立黨還保持著顯著的革命黨特徵，衝突中的勝利方無一例外地將失敗方定為國家敵人，雖然開國總統堅持不從體上消滅對手的原則，但囚關押卻是免不了的。於是漢都監獄又成了政治鬥爭失敗者的聚集地，當然因為監舍數量有限，還必須是副局級以上的高官階失敗者。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隨著開國總統的去世和全球政治形勢的緩和，繼任總統啟動了溫和的政治鬥爭遊戲規則。結果，非但原先囚於漢都監獄的高官盡數平反出獄，而且在此後依然持續不斷的黨內鬥爭中，失敗者仍被視為同志，再無入獄的記錄。一時間漢都監獄門可羅雀，將其改為普通監獄的呼聲一時甚囂塵上。

然而樹靜而風不止，漢都監獄不久就來了第三種國家敵人。起因是唐漢獨立黨有了變革命黨為執政黨、消弭革命進入大同社會的主觀願望，但革命卻不願離開唐漢獨立黨，不斷地主動找上門來。這也難怪，在社會財富還未達到極大豐富的情況下，不管承認與否，社會各階層的經濟矛盾始終存在。本來調節這種矛盾的最好手段，正是把執政黨和革命黨合二為一，讓黨以潛在的暴力迫使經濟強勢群體據社會矛盾的預警程度，不定期地向弱勢群體作出讓步，從而維護社會穩定。唐漢獨立黨計不出此，反而提出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口號，真可謂不識大體。它不知這樣一轉變，黨的股一下子坐到國內強勢群體和國際壟斷資本那裡，弱勢群體就會失去保護人。只要有合適機緣，理想主義者和野心家必然組成新的革命黨，重複暴力奪取政權的活劇。這個道理也很淺顯，你丟棄的東西就有可能被別人拾起。

這也許就是進入和平時期後許多革命黨的宿命，只要不再是理想主義者佔有主導地位，追求物質利益的現實主義者，早晚會放棄革命目標的。

既然存在爆炸局勢，合適的機緣就隨時可期。果然，唐漢獨立黨前腳宣佈由革命黨轉向執政黨，新的革命黨後腳應運而生，到少年唐漢黨誕生之時已呈星火燎原之勢。這樣一來，革命黨人就被放棄革命的執政黨人宣佈為國家敵人，漢都監獄馬上有了新的監對象。而且隨著革命黨人總數的不斷上升，被捕者也水漲船高，到楊惠娟入獄的今天，漢都監獄又重新人滿為患。

重要的變化也會導致地位的變化。在國家敵人缺位的短暫年份裡，漢都監獄的級別曾降至副處級。而近年來又因關押在這裡的國家敵人益增多，它的級別重新回升到創建時的副局級。要穩定身為少年唐漢黨核心黨魁之一的楊惠娟的情緒，當然需要這裡的最高領導、官拜副局級的監獄長吳正森親自出馬。

“楊惠娟，從今天起警務部把對你的看管任務給了我們漢都監獄。我們是文明國家的監獄，你在這裡會受到人道、公正的對待，凡是合理的生活要求，我們都將酌情滿足。當然你也必須服從監規。”吳正森的態度還算客氣，在對楊惠娟的稱呼上沒有加“犯”這個詞。

“倒要請教，你們對我有哪些規定？”楊惠娟泰然自若地問道。

“首先必須按時作息，早7:00聽哨音起，晚21:00聽哨音睡覺。中午12:30到14:30也可以午休。但除此之外的時間，無病不得躺在上。其次不準破壞公物，包括不能在牆上塗鴉，要寫些反映私人情的東西我們可以提供紙筆，但必須向我們公開。再次放風時不準和其他犯人談和傳遞、換物品。最後必須按上級規定戴上與你案情相符合的戒具。除此之外，你可以唱歌、呼喊，晚上也可以關燈睡覺。當然這在以前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