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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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各章節來看，資本主義在一個國家展開時，人文因素勢必經過一段劇烈的變化，然後過去農業社會管制的方式才能代以新型商業管制的方式。換句話說，這也就是全國進入以數目字管理的階段，自此內部各種因素大體受金融縱。

有了這些例證，我們在賦予資本主義的定義（第四章）之外，仍可以回顧以前（第一章）所作的假說，將資本主義在歷史上演進的必有條件，列舉於下:資本主義在歷史上展開時，表現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它要存在於一個國家，務必做到資金廣泛的通，經理人才不分畛域的僱用，和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如通、通訊、保險、律師的聘用等）全盤活用。既打開如是局面，則信用之通行必受法制保障，然後所有權和僱傭才能結成一張大網，而且越編越大，終至民間的社會經濟體系與國家互為表裡。

這樣的一種看法，包括著一個“整體”的觀念，資本主義帶著整體，它能在一個國家內暢行而且成為不可改變（irreversible），乃是由於得到司法權的承認，其下層機構裡各種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換。

實際的發展固然如此，思想理論的形成則未必如此。讀者務必領略歷史上很多大事超過當時人的人身經驗，不可能由時人將全局看清，預為籌謀，構成藍圖然後依計劃完成。大部分的時候，是個人僅面對局部產生的問題，因時就勢，順水推舟。只到局勢明朗化，才由後人以局外的眼光推斷前人之作為，在歷史上連綴而成一種龐大的組織與運動。資本主義之形成，綿延持續，在每一個國家內之展開，甚且跨越世紀，又與其他人文因素錯綜重疊，如此更不容易預先構成一種思想的體系。

所以，探究資本主義思想系統之構成，只能從當時人的文字中尋覓各種原始觀念，將它們結聯補綴而成。我建議本章從以下的方針著手:（一）將重點放在17世紀的英國。17世紀英國是西歐最重要國家之一。它已經有了很好的農業基礎（為當時威尼斯所無），並有全國的法制系統（為荷蘭共和國所無），因此它進入資本主義的體制，造成一個原型（prototype），此後給其他國家的影響至為深長。即是在側面造成思想上的據，也以英國作家最為活躍。不論內戰前後或是散發政治傳單，或是著作專論，他們的文字都與時局有關。當並沒有被認為是推行資本主義的據。可是連綴起來，則痕跡顯然，可見得這種歷史上的組織及運動之稱為資本主義者，是有思想界的支持，而且前人領導後人，後人又擴充前人的見解，一脈相承。所以本章以17世紀英國思想界的文字當作主，以便和這國家的行動配合，但並不擯斥其他言論，其有重要者仍摘要錄入。

（二）將18世紀及以後的理論另行列入，不與主題混淆。據事實分析，英國在光榮革命前後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社會（詳上第四章）。支持這種組織與運動的思想也已成，在人身方面可以以洛克為代表，這是本章之主題。18世紀以降的評論出於資本主義已成之後，如亞當·斯密在資本主義範圍內強調自由放任政策之重要，抨擊英國當對殖民地的處置。馬克思揭產業革命之後資本主義所留劣跡，又用唯物辯證法重新評判資本主義，已經屬於上述主題之外。又因20世紀之初社會學被重視，更引來韋伯及宋巴特等引用新方法檢閱資本主義。雖說以上各人的見解可能使我們對資本主義產生與前不同的看法，但他們僅為評議者而非創造者及推進者，這當中有很大的區別。至於東西冷戰之後，西方國家內產生了一些維護資本主義的言論，本書開卷時業已提及，以後還要在結論時檢討，更不屬於本章之範圍。

（三）站在技術的立場將17世紀以前的資料照時間的程序安排，並著重三個階段。大凡資本主義社會之產生，必先創造一個國家的高層結構和社會上新的低層結構，次之則要重建或改組當中制度的聯繫（institutionallinks）。實際推行資本主義之組織及運動時，其程序不一定如此。談理論的各種文字也有出入，可是它們對以上三個題目分別發揮的趨向，卻極為明顯。我們也要注意這三個階段，作為我們分析檢討之憑藉。

馬基雅弗利和《君王論》在上述前提下，我們提到歷史上的資本主義，不能不先自16世紀初佛羅倫薩的作者馬基雅弗利說起。此人著書立說時，西歐尚未完全脫離中世紀的彩，馬丁·路德還未展開宗教改革的運動，如果我們徑說馬基雅弗利是資本主義的開山老祖，不免貽笑大方。但他在文藝復興進入高時強調唯物論，並且在他的名著《君王論》（theprince）中以譬喻法，再三指出一個國家的首腦有維護屬下人民安全的義務，而人民所注重的安全無非身家命財產，則他的用意已與上述在新舊替之際重創高層結構的宗旨相符合。只是這樣的一個高層結構的造成，又要維護人民之生命財產，其所產生的社會形象，不可能是16世紀初期人士包括馬基雅弗利所能預料。

我們有了今的歷史眼光，則可以看出此高層結構對外獨立，對內保障自由（liberty），更經過一段長時間之演進，不可能與後之代議政治及資本主義無關。

從歷史上來看，馬基雅弗利是一個惹是生非的人物，批評他的人認為他公開的提倡政治上陰險毒辣不顧天良。現代社會里有一種說法，叫做“為了目的不擇手段”（endjustifiesmeans），也可以謂由馬基雅弗利開其先河。

馬基雅弗利生於1469年，當的意大利正“四分五裂”西北角為威尼斯及其大陸之領域，正北為米蘭，中西部為佛羅倫薩，橫跨中央將半島截為南北兩部則教皇之領域。更南為西西里王國（kingdo摸fthetwosicilies），包括西西里島，也包括意大利半島之南部。但是這五個單位仍未將意大利分割至盡，每一單位內仍有許多小單位。由於政局不穩定，所以常引起德（由神聖羅馬帝國出名）、法、西各國及瑞士之僱傭軍侵入參與內戰，人民深受荼毒。馬基雅弗利出身名門，至他已家道中落，但仍以本身能力做到佛羅倫薩的保安秘書，並以外官的身份出使各國及羅馬教廷，1512年佛羅倫薩又再度政變，馬基雅弗利因此去職，並曾一度被拘，出獄後鄉居著書，《君王論》及《李維十書講解》（discoursesofthefirsttenbookeoflivy）均於1513年成書。

所謂“君王”系意大利當中各政治區域之首腦人物，包括教皇在內。馬基雅弗利認為他們除了以保障自身之利益外，也應當使治下人民各安所業，同時都能夠在行業上各有增進。但是，君主使人愛戴不如使人畏懼。

“因為愛戴是由各種義務之鏈條來維持。人類是自私的，一到合於他們打算的時候，這鏈條可以隨時斷壞，但恐懼由於害怕懲罰而存在，永無一失。”所以此書作者認為上位者在獲得並鞏固政權時，應當不擇手段，如謀殺、欺騙、無德而稱功、嫁罪於部屬，只要合于時宜，都無所不可。君主應尊重的不是道德，而是謹慎（prudence）；不是光榮，而是權力。重點是君主不要專心一志做好事，應當準備做壞事。

“因為不做壞事甚難救護國家。他可能發現有些看來道德上的事，做來只會使他垮臺；有些看來是壞事，做來卻可以大大的增加他的安全，使他得福。”馬基雅弗利《君王論》之中，很少提及宗教之事，只有一處他說及有些人相信各人的禍福概由上帝安排，人類無法改變處境。他承認“有時候我也局部的趨向這種想法”但他又認為命運可以決定一半，人類的處境，自由意志決定其另一半。在這方面他表現一種無神論的趨向。他也認為人類無法脫離其劣，如將猶太教與基督教所講人類的“原罪”加以一種宿命論（fatalist）的論斷。其癥結則由於人類的貪婪。

“人容易忘記他父親之死，而不容易忘記他沒拿到的遺產。”這可以說是把唯物論發展至極，也替後的功利主義（如好壞由利與害而決定）鋪路。

《君王論》至今仍為美國有些大學學生必讀書之一，其傳之廣，不言而喻。可是自莎士比亞（16至17世紀之）後，很少人再攻擊此書作者的隱善揚惡。大多數讀者能站在技術的角度，看出《君王論》的積極意義。他們獲悉，作者著書時並未預期此書能成為暢銷書供大眾閱鑑，而是私下寫出，準備呈獻佛羅倫薩的新首腦，世稱“偉大的羅倫佐”（lorenzothemagnif－icent）。進書的目的，則是希望能求得一官半職。從以後的發展看來，馬基雅弗利的希望始終沒有達成，羅倫佐可能沒有看到此書。《君王論》私下被人抄傳，1532年出版，作者已去世5年。

馬基雅弗利著書的私下目的既成泡影，後人反賞識他在不經意之間真實寫出了人類的格，暴了政治生活的真意義，有如作者說的，他寫的不是“應當”如此，而是實際如此。而且《君王論》與《李維十書講解》相比較，更可以看出馬基雅弗利是一個愛國人士。他痛恨意大利被人宰割，將之歸咎於基督教之提倡謙虛、教人為弱、不注重入世的事物。這些言論，也代表宗教改革前夕（馬基雅弗利兩書完成後4年，即1517年，路德才公佈其九十五條論題[ninety-fivetheses]）西歐不少知識分子的怨望。

此人是好是壞，在學術上講已無關宏旨。馬基雅弗利影響後人之深，可以從最近一個美國學者的看法窺見。他強調即使在20世紀末期，500年後的今天，馬基雅弗利還是“生存”於人間“他表現著一種活力，迄今很少其他的政治思想家可以望及”其所以如此，大部分由於這位佛羅倫薩思想家認為政治生活即人類生活之整體。其實其他學者用不同的言辭，也表達了類似的意見，例如另一位學者盛稱馬基雅弗利筆下所書凝聚於一個“人同此心的利己主義”（universalegoism）。以前作家動輒以道德的名義壓抑個人的私利觀，可是現代社會不可能只稱公德而不重私利。並且隨著社會進化，更不可能在理論上將公德放在私利之前。（即孟子尚稱王如好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可見得百姓之慾望產生於王者的標準之前。）馬基雅弗利描寫的政治生活羼有很多情成分，如愛與恨、恐懼與安全，又如野心與嫉妒、光榮和輕蔑。這些因素已在《君王論》書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雖說在政治生活的內涵中這些情的成分有集體（如羅馬人民素恨安東尼，米蘭人民看不起他們的公爵），但並不能突然集體的產生，即算有領導人物提倡和宣傳工具誘導，也終必透過多數人之啟迪，才能成為社會上的動機和政治上的力量。17世紀英國的思想家霍布斯（thomashobbes）追究人類所有政治思想，乃得自於覺（sense），由外間物品刺而產生（詳下）。稍後的洛克則更進一步否定與生俱來的觀念（innateideas）。彼此都認為所謂社會者，是由單獨的個人聚集而成。雖說兩人的理論之後的發展有很大差別，但二者的理論都帶有一種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的初衷。也可以說都是繼承於馬基雅弗利之創見，亦即所有政治生活之原理全部源於個人對事物的反應。其最初之推動力（firstcause）與《君王論》所敘無異。

當然，這樣的政治哲學，其出發點來自個人，而個人的政治反應也相同或相似（霍布斯與洛克筆下的初民，都是一般平等，並沒有配上一個貴族與平民、君子與小人的分野）。如是則與《君王論》的作者同有一種尊重民權的趨向。我們再仔細閱讀《君王論》，更可以看透作者提倡不仁不義之事，乃針對當的軍閥與政客，而未涉及綁架平民、蹂躪百姓的作法。即算政治首領有時利用心理上之權術，獲得被治理者的敬畏，其主要目的仍是希望收拾人心。洛克在17世紀提出:若政府是由社會契約（socialcontract）產生的，則其人民至少也要默認（tacitcon.sent）。用意相同，都著重一個國家的高層組織無法高高在上，單獨的存在。

總之，馬基雅弗利縱有若干值得評議的地方，他的立場仍著重保衛一般人，尤其中產階級的生命財產，應當毋庸疑義。《君王論》說:“德國的城市是絕對的自由，它們只有很少的鄉土環繞著，它們要服從（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時就服從他，也不害怕他或害怕其他在旁的封建領主。它們如此這般的設防，任何人都知道要征服它們，必是相當麻煩而困難的事。它們都有必要的堡壘與壕溝，足夠的炮兵，並且在庫房裡經常儲藏足夠一年的食物、飲料和燃料。此外它們也使低層階級滿足。在不讓社會受損失的條件下，它們經常能讓這些人有一年的工作，所作之工又是市鎮裡的生活及中樞要害之所在，也是低層階級居處附近的工業。”雖說作者的主題仍在君主，他寫這一段時，指出當地的皇子，亦即各公園侯國的首腦，如在境內有這樣的城市即應與這樣的城市相依為命，因為敵方和他作對，務必暴師攻堅。他未及說明的，則是未來的軍事、政治力量不在教廷，也不在封建領主所控制的鄉村，而在城市。中世紀的自由城市不受封建領主直接控制，市民有自治權，內部的管理以工商業的規條作基礎，已經具有資本主義的趨向，馬基雅弗利強調這些自由城市的理想城市的理想狀態，已經替後資本主義奠立基礎，只是他沒有料到，這樣自由城市的規模後甚至擴大而為現代國家的組織上的基本原則，不僅發展而行於鄉村，更推廣而行於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域中。

將馬基雅弗利的思想直接引用於資本主義，有令人之麥克佛遜（c.b.macpherson）。他的書指出《君王論》的作者已經接受意大利之城市資產階級為資本主義之主要分子，他們的本錢為動產。麥氏更指出，一到17世紀英國之哈靈頓（jamesharrington）（詳下），則認為封建體制之外領有土地的鄉紳（gentry）也是資本主義的支持者，他們更將不動產帶入資本主義體制之內。

前面已經說過，我們認為資本主義在一個國家裡行得通，必待其信用制度受到司法權之保障，然後其低層結構裡各種事物自由換的情形才不受影響，所以麥氏之說法仍值得商榷。站在歷史學的角度，我們深怕這名詞廣泛的使用，不能保全其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之特。如果這名詞失去其整體，勢必在中外古今間牽扯上更多不相關聯之事物，既不容易在其本身上檢討，也難能與中國歷史作有意義的銜接。但是誠有如麥克佛遜所提示，馬基雅弗利和哈靈頓的著作都有歸納於資本主義的趨向，前者著重於工商業之財富，後者將農業上之財富一併牽入。

十七世紀的英國——百家爭鳴之背景哈靈頓所著《海洋國家》（thecom摸nwealthofoceana）出現於1656年，較《君王論》晚134年，其間西歐的封建制度早已崩潰，而資本主義的社會體制尚未組織就緒。其所以如此，是因為兩者之間對私人財產的處置完全相反。前者盛時，土地完全不能買賣，後者則人類所有足以稱為資產者（包括動產與不動產）及勞動者（包括勞心及勞力），都可以金錢為媒介互相換。其社會之組織既如此，則其國家之高層機構也必有劇烈的改變。在英國，國王及議會和法庭掌握這些原則，則他們不可能不受衝擊。同時，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堂掌握大批地產，又向人民收什一稅。都鐸王朝甚至沒收寺院之財產，又將之出賣，國王仍掌握國家大部分財富，也仍由他以個人關係，對財政負責。至此這些現象仍存在，也無人能夠保證這個國家的全部財富都能公平而自由的換。逮至斯圖亞特王朝時，國王的收入已靡不足道，英國進入資本主義的客觀條件才算成。可是這時候仍必須等到對國王名分（kingship）這一問題作法制的檢討後，才談得上“實行新體制”考諸史實，西歐的國君在中世紀之前都可以算是由耳曼酋領蛻變而成，也都經過選舉程序，所以理論上也受各部落習慣法限制。可是當中經過無數征戰與世襲，以上的程序只能算做民俗的傳統（folkcustom）。封建制度展開之初，國王與其他領主並沒有實質上的區別，不過他們轄區四周有邊區（marches）為襯托，所以地形較為固定，其獨立的格也較為明顯。他們和手下陪臣仍保有契約關係。可是在封建後期，他們的領域已縮小許多。如11世紀法國國王之領域不及今法國1/10。西班牙亞拉岡（aragon）國王之領域不及今西班牙1/5。英國國王領域雖較為廣闊，在名義上又是法國國王之陪臣，但也縮減許多。今德國境內則有五個公爵乘神聖羅馬帝國衰退之際自立為王，其轄境至此亦更為窄隘。在這四分五裂的局面之下，基督教成為團結西方的一種外在力量。難怪教皇和教皇派的理論家大力提倡教堂也掌握著一部分世俗權力，甚至鼓吹上帝將一切權力授予教皇，教堂的法律高於世俗的法律。人世間的權威，因為他們都是基督教徒，也應當受教廷的整飭。

這種理論雖在中世紀後期可以在短時間內使教皇佔上風，卻無法構成永遠的體制。以後貨幣之使用廣泛展開，職業軍人替代傳統武士，巡迴審案的法官與其隨員都成了有薪給的官僚，各國國王拓土愈大，朝代國家反而逐漸轉型為民族國家。14世紀意大利人馬西里奧（marsillioofpadua）已經在他所著的小冊子裡勾畫一個全能現代國家的輪廓。他所謂的政教分離，是提倡一種新體制，推翻中世紀的作風。他以為，僧侶只有傳教的功用，只算是國家內的成員，各種權力之源則為人民。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也帶著一些民族主義的格。如他在1520年印發的小冊子，稱《致耳曼貴族書》（英譯為addresstothechristiannobilityofthegermannation），呼籲德國境內宗教之事應由德國人作主。16世紀末季，更有法國理論家波丹（jeanbodin）。他所想象的現代民族國家是以國家元首的力量作基礎，在不違背自然法規和不侵犯私人財產的條件下，可以立法改變社會風俗，以往成例則不足以桎梏新規模。這樣，國家元首統率的臣民可以奉不同之宗教，使用不同之語言（迄至路易十四時，法國人不能謂之均今之法語）。

從以上的資料來看，在17世紀初年詹姆士一世從蘇格蘭到英格蘭出任英格蘭國王的時候，這國王名位的觀念已經陷於一個危險的分歧點。理論家可以追溯到約1000年前耳曼民族的傳統，也可以站在中世紀的立場，認為皇權經過教會的庇護，或可效法現代作家的理論，從文藝復興以後對自然法規的新看法認為民族國家的元首可以本身能力打開局面。詹姆士還享有另一特權，同時也擔負著一種特殊負擔:他是英格蘭王，同時也兼任英格蘭教會的最高首長。

在清教徒醞釀生變之際，詹姆士尚在提倡君權神授說，自稱“國王是神在人世間帶著呼的翻版”可謂不識時宜。他自己雖得天壽而終，他兒子查理一世終至身首異處。可是17世紀的時代背景使詹姆士相信如此才是克盡厥職。因為他的王位得自祖先的努力和自己的世襲。在當時戰勝取得的或血統上的繼承都是神授。可是查理戰敗被俘受審的時候，克倫威爾的特別法庭援引一種完全不同的理論:被告查理·斯圖亞特，仍稱英格蘭王，他的罪名則為叛國，因為他只被“賦以有限的權威”而徑自擴大為“無限制的權威”看樣子，仍是以封建制度的契約關係（contractualrelationship）作為理論之本。

如果完全不理會英國人尊重法制的傳統，我們可以說這種判決無非加之罪，何患無辭。即算同情特別法庭，讀史者也會覺得，弒君派（regicides）採取革命行動時應當公佈其革命的立場。有了這樣的一段背景，我們再讀霍布斯之書，比較能夠看出思想界的來龍去脈。

霍布斯《巨靈》霍布斯生於1588年，亦即西班牙艦隊徵英失利之年。進入牛津大學後，被聘為貴族家庭子弟的私人教師，因此有機會長期去歐洲大陸旅行，結識了天文學家伽俐略（galileo）。內戰爆發前夕，他經常在倫敦與當時的文人和哲學家討論政治。他著的小冊子以抄本的方式免費，內容與國王派及議會派的意見都不相同。內戰期間他避禍法國，擔任查理二世的數學教師。在亡政府之中，霍市斯已因他的觀點而惹了不少是非。1651年，他的名著《巨靈》（leviathan）在倫敦出版，查理二世的隨從認為此書在替克倫威爾平反，於是他又從巴黎逃回倫敦。此外，霍布斯更因他的無神論，得罪不少保守人士。

回英之後，霍布斯的興趣趨向於科學及心理學，在這時候，他認識了發現血循環的哈維（harvey）。斯圖亞特王朝復辟後，查理二世亦恢復他的地位。傳說查理二世首先在倫敦街頭瞥見霍布斯，曾脫帽為禮，以後霍布斯得以自由出入宮廷，每年並得津貼100鎊。終查理之世，霍布斯常受攻擊，但國王始終護衛他，一面也勸阻他再出版惹是非的著作。霍布斯1679年去世時已逾91歲，但死前數月仍出版一部關於英國內戰的書籍，內中對國王派及議會派都有批評。

霍布斯之書雖多，但無一留傳久遠如《巨靈》。此書所指的巨靈即是國家，它是一個“虛構之人”（artificialman）。作者從人之生理、心理狀態說起。自覺、想象、判斷講到情；又從思想、決心、舉止講到宗教。驟看起來，這與中國政治哲學家所標榜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層次相似。可是中國哲學家自始就揭揚一個“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的“倫理人”的觀念，霍布斯則訴諸現實。他說:“一件物品運轉於人之耳目，產生形態，如果運轉是多方的，即產生多方的形態。”又說:“好壞出於人之愛憎，相對於使用此等字眼之人而變，並沒有它們本身的絕對。”其實愛與憎也是不同的運動，愛則向之親近，憎則離避。這樣說來，世間沒有倫理之好壞，只有接近或遠離的運動。如此一來，人類之覺情緒與思想都產生於物體之移轉位置（displacementof波diesrelativetooneanother）。因此政治基於心理，心理基於物理，物理基於幾何。這觀點表示霍布斯對科學的興趣，所有的原理都有先一步的原理作基礎。另一方面也表示他已看透17世紀中葉的英國，所有過去的政治理論都不合時宜。與其搜索歷史的據，削足適履地自圓其說，不如改弦更張另創天地，先把人當做一個機械。他採取的立場是科學的唯物論，也全用演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