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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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社區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上海人與非上海人之間的區別和差異，要遠遠大於上海人與上海人之間在身份、地位、職業和教養等等方面的區別和差異。在北京或其他城市，你多半可以很容易地大體上看出一個人是什麼身份，幹什麼的，或處於什麼階層，而在南京路上，你首先分辨出的，則是上海人和外地人。至於上海人，除了身著制服者外，你就很難再看出什麼名堂來他們幾乎都一樣地皮膚白皙、衣冠整潔、坐站得體、彬彬有禮，甚至連先前的人力車伕，也能說幾句英語（儘管是“洋涇浜的）。總之，他們都有明顯區別於外地人的某些特徵，即僅僅屬於上海社區的特徵，當然都”一樣咯統統阿拉上海人“。

可見，”上海人“這個概念，已經涵蓋和壓倒了身份、地位、職業的差異和區別，社區的認同比階級的認同更為重要。因為上海文化強大的同化力已經差不多把那些差異都消解結果，在外地人眼裡，上海就似乎沒有好人和壞人、窮人和富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土包子和洋鬼子，而只有一種人——上海人。

當然，上海人並不這麼看。在上海人看來，”上只角“和”下只角“、”上等人“和”下等人“，還是有明顯區別的，只是外地人看不出。況且，上海的輿論導向，似乎也傾向於社區的認同，或致力於營造上海社區的情調和氛圍。最能體現上述傾向的是那份《新民晚報》。在國內眾多的晚報中，它是名氣最大風格也最為卓異的（另一份曾經差不多具有同等水平的是《羊城晚報》，不過現在《南方週末》似乎已後來居上）。外地人幾乎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上海的報紙，有著明顯的上海風格。但對上海人，它卻是真正地”有讀無類“，小市民愛看，大名也愛讀。總之，它對於上海的讀者，也是”一樣咯“統統看作”阿拉上海人“的。它的”個“，只是上海文化的個。或者說，只是上海的社區。

上海的社區無疑是具有優越的。

我們知道，文化的傳播有一個規律，就是”水往低處“，亦即從相對比較先進文明的地區向比較落後的地區傳播，而同化的規律亦然。當年，清軍鐵馬金戈，揮師南下，強迫漢人易服，試圖同化漢文化，結果卻被漢文化所同化，就是證明。上海文化有這麼強的傳播力和同化力，應該說足以證明其優越。

然而，這樣一種文化，卻只有短暫得可憐的歷史。

儘管上海人有時也會陶醉於申君開黃浦江之類的傳說（上海的別號”申城“即源於此），但正如世代繁衍於此的”正宗上海人“其實是”鄉下人“，上海作為現代都市的真正歷史，當始於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後、1843年11月7的正式開埠。在此之前，直至明末清初，上海不過”蕞爾小邑“，是個只有10條巷子的小縣城。到清嘉慶年間，亦不過60條街巷，並以通行蘇州話為榮。可是，開埠不到二十年工夫，上海的外貿出口便超過了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廣州。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額佔據了全國出口貿易總額的半壁江山；九年後，廣州已不敢望上海之項背（上海63％，廣州13％）。難怪作為”後起之秀“的香港也被稱為”小上海“，而不是”小廣州“，儘管廣州在地理上要近得多，文化上也近得多。正如1876年葛元煦《遊滬雜記》所言:“向稱天下繁華有四大鎮，朱仙，曰佛山，曰漢口，曰景德。自香港興而四鎮遜焉，自上海興而香港又遜焉。”以後的故事則是人所共知的:上海像巨星一樣冉冉升起，像雲團一樣迅速膨脹。1852年，上海人口僅54。4萬，到1949年，則已增至545。5萬。增長之快，雖比不上今天的“深圳速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卻已十分驚人。與此同時，上海的地位也在急遽上升。1927年7月，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三個月後，上海因其“綰轂南北”、“屏蔽首都”的特殊地位而被定為“特別市”從此與縣城省治告別，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城市型社區。它甚至被稱為“東亞第一特別市”成為當時國民政府的國脈所繫。與北京從政治中心退隱為文化本位城市相反，作為世界矚目的國際大都會和新興市民的文化大本營，上海開始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越來越多地發揮著舉足輕重和無可替代的作用。資產階級大財團在這裡崛起，無產階級先鋒隊也在這裡誕生；西方思想文化從這裡輸入，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在這裡傳播。一切具有現代意義、與傳統文化截然不同的新東西，包括新階級、新職業、新技術、新生活、新思想、新觀念，甚至新名詞，差不多都最先發初於上海，然後才推行於全國。一時間，上海幾乎成了“新生活”或“現代化”的代名詞，成了那些不安分於傳統社會、決心選擇新人生道路的人的“希望之邦”在上海迅速崛起為全國最大的工業、商貿、金融、航運中心，崛起為遠東首屈一指的現代化大城市的同時，它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也堪稱亞洲第一。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說，上海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祥地。在這方面，它至少是可以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共享聲譽的。當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的圖書館還不屑於收藏新小說時，上海卻已有了22種以小說命名的報刊（全國29種）。更不要說它還為中國貢獻了魯迅、胡適、陳獨秀、茅盾、巴金、郭沫若、瞿秋白、葉聖陶、郁達夫、徐志摩、戴望舒、林語堂、劉半農、陶行知、胡風、周揚、夏衍、田漢、洪深、聶耳、傅雷、周信芳、蓋叫天等（這個名單是開不完的）一大批文化英和藝術大師。至於它所創造的“海派文化”更是當時不同凡響，至今餘響未絕。

這真是令人歎為觀止。

哲人有云“人類是擅長製造城市的動物”但上海的崛起似乎也太快事實上，上海文化在這麼短暫的時間內就成了“氣候”而且是“大氣候”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蹟。上海社區文化格的秘密，當從這一奇蹟中去找答案。

三、上海灘與北京城這個秘密，也許就在於上海是“灘”北京是城，上海是灘，這幾乎是並不需要費多少口舌就能讓人人都同意的結論。北京的城市象徵是城牆和城門，是天安門和大前門，上海的城市象徵則是外灘。正如不到天安門就不算到過北京，不到外灘也不算到過上海。那裡有一個英國猶太人用賣鴉片的錢蓋起的“遠東第一樓”（和平飯店），有最早的水泥鋼結構建築上海總會（東風飯店），有最早的西洋建築顛地洋行（市總工會），有中國第一家中外合資銀行華俄道勝銀行上海分行（華勝大樓），有外商銀行的巨擘匯豐銀行（原外灘市府大樓），有上海最豪華的旅館之一上海大廈，當然還有江海關、領事館、招商局。這些高低不齊風格各異的建築，默默無言地講述著近一百年來最驚心動魄的故事。當你轉過身來。又能看見蔚為奇觀的東方明珠電視塔，和浦東拔地而起巍峨壯觀的新大樓。外灘，既代表著上海的昨天，也代表著上海的今天。（圖十七）一個知識女這樣描述她對外灘的受:“一面是中國淌千年的渾濁的母親河，一面是充滿異國情調的洋行大廈群，外灘濃縮著十九世紀中葉開埠以來東西匯、華洋共處的上海歷史，記載著這個如罌粟花一樣奇美的城市的血腥與恥辱、自由與新生。夜霧微浮的時候，看夠了江上明滅的燈火和遠處城鎮的輪廓，我常轉過身，伴著黃浦江上無止無息的濤聲和略帶苦澀的河風，觀望匆匆或悠閒的行人，猜度新月型的大廈群裡哪幢是上海總會，哪幢是清輪船公司、大英銀行、意大利郵船公司…外灘，在我心中一直是上海最美麗的風景、最緻的象徵。”（黃中俊《尋訪城市象徵》）其實，外灘不但是上海的象徵，也是上海人的驕傲。正如陳丹燕所說:“甚至在最為排外的五六十年代，上海出產的黑人造革旅行袋上，也印著白的外灘風景”（《上海的風花雪月》）。而那些介紹上海的小冊子，也總是拿外灘的風景照作封面。的確，對於上海這樣一個沒有多少風景可看的城市來說，被稱作“萬國建築博覽會”的外灘無疑是最好看的上海現在當然有了許多“更好看”的建築，但它們都太新了，很難讓人產生聯想。外灘就不。走在外灘，你常常會在不經意中發現說起來不算太老卻也沉睡了多年的歷史，看到一些字林西報時代的東西，就像走在北京的衚衕和廢園裡，一不小心就會碰見貝勒或格格，甚至和明朝撞個滿懷一樣。

外灘確實是“石頭寫成的歷史”那高低錯落沿江而立的上百棟西洋建築，那兩座大樓間沒有一棵樹的窄街，那一盞盞老式的鑄鐵路燈，那有著銅門和英國鐘的海關，還有那被陳丹燕稱之為“像一個寡婦一樣，在夜裡背時而抒情地站著”的燈塔，都讓你浮想聯翩。如果你多少知道一點歷史，又有足夠的想象力，你就不難想到，在大半個世紀以前，這些路燈下站著的是些什麼人，那些銅門裡出進的又是些什麼人。那是和北京城很不一樣的。那時，北京城裡皇城下的各人等，有前清王朝的皇族、旗丁、太監，北洋時代的軍閥、政客、幕僚，下野的政治家，退隱的官員，做過京官的士大夫，聖人一樣的教授學者，雍和宮的喇嘛，五臺山的和尚，遊方道士，算命先生，變戲法的，拉洋片的，串街走巷剃頭的，唱蓮花落要飯的，以及無所事事的衚衕申子等等。當然還有女。其中那些最體面的“頭頂馬聚源，腳踏內聯升，身穿瑞蚨祥”出進茶館、戲園子和爆肚兒滿，喝茶、票戲、不著邊際地海聊。而在上海，在這個“十里洋場”的灘上，活躍的則是商業巨頭、大亨、大班，洋行裡的買辦和大小職員，律師、醫師、會計師、建築師、工程師，報館裡的編輯記者，靠稿費謀生的作家，裡裡外外都透著明的賬房、夥計、學徒、侍應生，無處不在的掮客、包打聽和私人偵探，摜頭的阿飛、白相人和洋場惡少等等。當然也有女。其中那些最體面和裝作體面的人，便會西裝筆，皮鞋鋥亮，頭髮一絲不苟地梳著，走進外灘那些代表著工業文明雅緻時代的建築，在生著火的壁爐前，品嚐風味純正的咖啡和葡萄酒，享用漂洋過海而來的雅緻的生活。

於是你一下子就到:上海，確實是和北京、和中國那些古都名邑全然不同的城市。

簡單地說:北京是城，上海是灘。

把上海稱之為灘，應該說是恰當的。

“灘，水濡而幹也。”它往往是河、海、湖邊淤積而成的平地。其中，因河或海的衝擊而在人海處之所形成者，就叫“海塗”、“海灘”或“灘塗”顯然，把上海稱為“灘”是十分準確而又意味深長的。從地理上講，上海正是這樣一個生成於長江入海口的灘塗地帶；而從文化上講，上海則正是中西兩大文化衝擊積澱的產物。上海，當然是灘。

事實上，上海從來就沒有被當作“城”來建設。在古代中國“城”的建立和建設，往往因於政治或軍事的需要。它們的命運，也總是和王朝的命運聯繫在一起。王朝興盛，則其城也立焉；王朝衰敗，則其城也毀焉。因為它們作為王朝全國或地方的政治軍事中心，總是會得到朝廷的行政扶植和財政支持，也總是會成為敵對勢力的重點打擊對象。結果，中國的“城”便不是成為改朝換代的幸運兒（如開封），就是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如太原）。

上海的出現，卻與此無關。它的命運一開始就和中國的那些古城不一樣。因為水運和通商的緣故，唐天寶十年（公元751年），中央政府在今上海市松江故道以南設華亭縣，揭開了上海政區形成的帷幕；南宋成淳三年（公元1267年），松江人海口滬演的上海浦設立鎮治，上海鎮成為華亭縣最大的市鎮；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上海正式設縣，範圍包括今之上海市區和上海、青浦、川沙、南匯四縣，隸屬松江府。此後260餘年間，上海縣一直有縣無城。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為了抵禦倭寇的侵擾，上海才建築了城牆，但卻是圓的，與中國其他城市的正方形迥異。上海，似乎從子上就和中國文化傳統格格不入。

然而，即便是這個怪模怪樣、不倫不類的城牆，也沒能存在多久。上海開埠以後，城牆之阻礙車馬行旅、金融商情，很快就成為幾乎全體上海人的共識。於是，在官紳士商的一致呼籲下，上海城牆被拆除。上海，幾乎成了中國歷史上建城最晚而拆牆最早的城市。

比起上海天翻地覆並極具戲劇的變化，城牆的拆除也許不過小事一樁，但卻頗具文化上的象徵意義。因為沒有牆的城是不能算作城的。城也者，因牆而成者也。沒有了那個“土圍子”還能算是城事實上，上海從其歷史真正開始的那一天起，似乎就沒有打算成為什麼“城”當時的中國政府也沒有像建設其他城市那樣按照“城”的模式來對上海進行規劃，反倒把上海最好的地段拱手相讓。1846年，也就是上海開埠後的三年，英國人首先佔據外灘以西的一片土地，建立了英租界，首開租界之先河。此後二十年左右，中國歷史上特有的租界制度，便在上海得以確立，並整整存在了一個世紀，同時還波及到其他城市。這種事情，在北京顯然是想也不敢想的。天子腳下的首善之區，豈容“化外之地”？然而上海卻可以。在當時的中國政府看來，上海無疑是微不足道的。上海既不產稻米，又不產絲綢，風水也不怎麼樣。鬼子們既然傻乎乎地看好那地方，那就賞給他們，隨他們折騰去，諒他也成不了什麼氣候。

現在看來，道光爺、咸豐爺們顯然是失算“千里之堤，潰於蟻。”口子一開，太平洋上強勁的海風，自然是長趨直入，何況又佔領了這樣一個灘頭地段？西學之東漸，自然便有了一個最為便當的跳板和基地。於是，為當時並不看好上海的人始料所不及，半個世紀之後，上海便出落成與北京迥異的國際化大都會，而且處處與北京作對。早在1917年，海上文人姚公鶴便指出:“上海與北京，一為社會中心點，一為政治中心點，各有其挾持之具，恆處對峙地位。”（《上海閒話》）事實上也是如此。本世紀初，上海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派的大本營，公然與北京政府分庭抗禮；本世紀中，它又變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公然“炮打”北京的“資產階級司令部”至於文化上的南北之爭、京海之辯，自然也不在話下。

更何況，上海雖然搶了灘頭，卻也並非沒有後援。天津、漢口、廣州、廈門、寧波、香港，都在和上海浮鼓相應。其中，天津近在京畿，漢口深入腹地，意義尤其不同凡響。總之，山下之城，已難抵擋水邊之灘的挑戰。

當然，上海一開始並沒有想那麼多。

一個多世紀前的上海，最忙的事情是“擺攤”那都是些什麼樣的“攤子”——江海關、跑馬場、招商局、巡捕房、易所、禮拜堂、西菜館、拍賣行，全都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那又是些什麼樣的“攤主”——冒險家、投機商、殖民者、青紅幫、皮條客、拆白黨、際花、維新黨，全都躊躇滿志，膽大妄為。城牆拆除了，心理框框也打破了；租界建立了，新的觀念也產生甚至幾千年來從未有過的職業也出現了:買辦、律師、記者、翻譯、經理、職員、會計、郵差，甚至還有“黃牛”、“包打聽”之類，當然還有產業工人。但無論何等人物，其謀生方式和消費方式，都大不同於傳統社會。上海，變成了地地道道的“新世界”這個新世界立即就對國人和洋人都產生了引力，而它也以一種來者不拒的態度對待外來者。很快，上海就變成了中國移民程度最高的城市。江蘇、浙江、安徽、廣東、湖北、山東等臨近省份的同胞大量湧入，英、法、美、、俄、德、意、比、葡、奧、印度、丹麥、波蘭、捷克、西班牙等世界各國的洋人也紛至沓來，正所謂“人物之至者，中國則十有八省，外洋則甘有四國”其中自然不乏社會名、文化英、前衛戰士、革命先驅。他們走進這並無城牆阻隔、一馬平川極為開闊的上海灘，各行其道，各顯神通，把上海的攤子越鋪越大。

上海文化正是這些移民們創造的。它當然只能是一種新的文化。甚至上海話，也是一種新方言，它不再是蘇州話，也不是上海的本地話（浦東話或崇明話）。上海話不但語音已和周邊地區不盡相同，而且擁有大量僅僅屬於上海市區的詞彙（有的則首先在上海免費，然後才傳播全國，如“沙發”）。總之，它已不再屬於某個省份或州縣，而只屬於上海這個新的社區。

在這裡，比較一下上海與北京，將是十分有趣的。

北京也是移民程度很高的城市。它的開放程度和兼容程度都極高，包容量和吐量也極大。所以，北京和上海都能弓卜卜地人才，收外來文化，終因兼收並容、吐自如、無所不包而蔚為大觀。但是，北京的收和包容卻不同於上海。北京是容量很大，再多也裝得下；上海則是攤子很開，什麼都能來。北京的收是有選擇的，上海的收則是自由化的。簡單點說，即北京實行的是“優選制”能不能被接納，要看你進不進得了城；上海實行的是“淘汰制”想來就來，悉聽尊便，至於來了以後能不能成氣候，甚至能不能生存，那它就管不著於是，北京與上海的移民成分便大不相同。辛亥革命前，北京的移民主要是衝著皇帝來的。他們是新科進士和升遷官員，以及為皇帝和官員們服務的太監、宮女和僕人。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北平的移民主要是衝著大學來的。當時全國最著名的高等學府雲集北平，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學子。新中國成立後，加入北京人行列的主要是兩種人:調進北京的幹部（多半是中高級的）和分進北京的大學畢業生（多半是較優秀的）。總之，北京的移民，總是圍繞著“政治”這個中心，或“學術”這個次中心；而北京的收，則總是以是否“優秀”、是不是“英”為尺度。上海的移民在半個世紀前則有點魚龍混雜、泥沙俱下的味道。有來謀生的，有來投機的，有來避難的，有來享福的，有來求學的，有來創業的，也有糊里糊塗跟著來的。五花八門，不一而足。上海灘畢竟很開闊，誰都可以來的。

移民的結果似乎也不同。北京的移民只是壯大了北京，豐富了北京，卻不能創造一個一體化的北京文化。北京沒有這樣一種一體化的文化，而只有各個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學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們也只是進入了不同的“圈子”並與各自的“圈子”相認同。上海的移民雖然來路不同動機各異，卻共同創造了一體化的上海文化，並因為這種文化而統統變成了“阿拉上海人”北京與上海的這種區別，其實也正是“城”與“灘”的區別。

什麼是城？城就是“圈子”而圈子是有大小、有品類的。大小品類，也就是尊卑貴賤遠近親疏。作為皇都京城的北京，它的城市規劃最集中地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級森嚴。前已說過，明清的北京是三個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宮城即紫城，乃天子所居；次為皇城，是政府所在；最外圍是京城，其中緊靠皇城兒是各部衙門，再外圍則是規劃整齊的街市。清代京城還有內城外城之別。內城是滿人的區，外城是漢人的地盤。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輝煌的宮殿樓閣與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鮮明的對比，所謂“東富西貴，南貧北賤”一目瞭然。不同身份地位的各人等，便在這規劃好了的城區內各居其宅，各守其職。可以說，北京是做好了圈子往裡“填人”北京人，當然不可能沒有“圈子意識”上海則不一樣。因為上海是灘。什麼是灘？灘不是圈子，而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因為它本沒有什麼邊際，也沒有什麼界限。在這個開放的體系中，差不多每個人都是單獨的、個別的而且是出出進進的人，很難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鬆散的圈子，很遊移，很脆弱，最終會被“灘”消解。因為“圈子”與“灘”是格格不人的。你什麼時候看見海灘上有圈子沒有。即便有，也很鬆散。灘上的人，更多受到的是海灘的開闊和自由，是個體與灘塗的直接認同和對話，而不是什麼小圈子的存在。上海人便正是這樣。他們的“圈子意識”遠遠弱於北京人。儘管他們也有圈子，但多半都很鬆散。更多的時候，還是“自管自，各顧各”上海人的口頭禪“關儂啥事體”便再明顯不過地表明瞭上海人的這種“灘塗意識”北京上海兩地的民居，也很能體現這兩種不同的文化特徵。北京最典型的民居是“四合院”所謂“四合院”就是一個用圍牆圈起來的家庭或家族的小天地。在某種意義上，它也可以看作是北京城的“縮微品”因此它實際上就是一個大圈子中的小圈子。圈子裡面的人是一種群體的存在，卻未必能與外面的人認同。我常常懷疑，北京人的圈子意識，是不是多少與這種居住環境有關。何況北京除了大圈子（北京城）、小圈子（四合院）外，還有許許多多不大不小的“中圈子一。機關、學校、工廠、醫院，一律高牆大院，壁壘森嚴，自成系統。北京人，就生活在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裡，自然而然就會產生”圈子意識“。儘管現在大圈子（北京城牆）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漸次消失，但”圈子意識“卻已成為北京人的一種”文化無意識“，積澱在北京人的心理深層，甚至形成了北京人的一種文化格。

上海最典型的民居則是所謂”石庫門“（尤其是”新式石庫門“）。它實際上是把許多差不多一樣的單體民宅連成一片，縱橫排列，然後又按總和支作行列式的毗鄰佈置，從而形成一個個社區。這種建築結構，顯然最明顯地體現了上海特有的文化模式——個體直接而不是通過圈子與社區認同。據統計，上海市民約有半數左右居住在這種舊式里中，而且多在上海人口密度最高的中心地段，則上海人的文化格，也就不能說與它無關。

事實上，上海雖然有所謂”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別，有花園洋房、公寓住宅、里住宅和簡易棚戶四類等級不同的民居，但這些民居的建設，大體上是”擺攤式“的，沒有北京那種從中央向外圍層層擴散、層層降格的佈局。甚至雜居的現象，也不是沒有可能。實際上，所謂”石庫丫里，便是雜居之地。那種住宅，只要付得起房錢，誰都可以來住，而居於其間者，事實上也五花八門，職業既未必相近，身份也未必相同。也可以這麼說，上海，是鋪開了攤子往裡“進人”只要進來了，就屬於上海灘，而無論其身份地位高低貴賤如何。也許，作為大大小小“冒險家”的“樂園”和一個龐大的“自由市場”它要問的只有一句:你是否有足夠的明？如果有“明”這張門票，你就可以在這個灘上一顯身手因此，我們無妨說，北京人的“文化無意識”是“圈子意識”（城意識），上海人的“文化無意識”則是“灘塗意識”（灘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