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三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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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倒裹”则是自吹自擂、狐假虎威地“裹”裹，在武汉话里有纠、理论、撕掳、掺和等多种意思。比如纠不清就叫“裹不清白”诈倒裹，也就是冒充什么什么的来掺和。由此可知“醒倒媒”就是厚着脸皮没完没了地来纠。媒，应写作“”武汉人读“”如“媒”比如舞就叫“舞媒子”戏就叫“戏媒子”，可以是恋，也可以是惑。

“醒倒”中的“”当然是惑。因其最终是要达到某种目的，也可以谐其音写作“媒”方方写作“醒倒霉”似可商榷。因为“媚”非目的而是手段，其意已含在“醒”字之中；目的是拉扯、纠，故应写作“”或“媒”崇尚“唰喇”的武汉人最受不了“醒倒媒”不理他吧，纠不休；发脾气吧，拳头又不打笑脸。最后只好依了他拉倒。当然也有先打招呼的:“莫在这里’醒倒媒‘，（东西）不得把（给）你的。”但如果坚持“醒倒媒”下去洲仍有可能达到目的。所以方方说“醒倒媒”是武汉人的一种公关方式，这是不错的。武汉人脾气硬，不怕狠，却对牛皮糖似的“醒倒媒”无可奈何。其实“醒倒媒”恰恰是武汉人格的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武汉人的格不但包括为人朗，仗义、大方，还包括做事到位。要到位，就得“铆起搞”包括“铆起醒倒媒”所以，武汉人还不能不吃这一套。

总之，武汉人的格中有韧、有蛮劲，也有一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神。（图四十七）这种神和朗相结合，就形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格。武汉人的这种格甚至表现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在三伏天也要吃油炸食品的。在酷热的夏天，武汉人依然排队去买油饼油条。厨师们汗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炸，食客们则汗侠背地站在油锅前等，大家都不在乎。有个笑话说，一个人下了地狱，阎王把他扔进油锅里炸，谁知他却泰然自若。阎王问其所以，则答曰“我是武汉人”武汉人连下油锅都不怕，还怕什么？

他们当然“什么娘都敢骂”三、生命的劲歌武汉人敢骂，也敢哭。

我常常怀疑，武汉人的心理深层，是不是有一种“悲剧情结”因为他们特别喜看悲剧。楚剧《哭祖庙》是他们钟的剧目，而他们喜听的湖北大鼓，我怎么听怎么像哭腔。认真说来，楚剧不是武汉的“市剧”武汉的“市剧”应该是汉剧。然而武汉人似乎更听楚剧。除嫌汉剧有点正儿八经（汉剧近于京剧）外，大约就是楚剧哭腔较多之故。——武汉人的这种“悲剧情结”是从哪里来的也许是直接继承了屈“长太息以掩涕兮”的传统吧！然而同为楚人的湖南人，却不好哭。有一次，我们为一位朋友送行，几个武汉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抱头痛哭，而几个湖南人却很安静和坦然。湖南人同样极重友情，却不大形于颜。他们似乎更多地是继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传统、达观态度和理神，把人生际遇、悲离合都看得很“开”要之，湖南人（以长沙人为代表）更达观也更务实，湖北人（以武汉人为代表）则更重情也更朗。所以，武汉人办丧事，往往哭得昏天黑地，而长沙人却会请了管弦乐队来奏轻音乐，好像开“舞会”

“舞会”开完，回家去，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因此，务实的长沙人不像武汉人那样讲究“玩味儿”

“玩味儿”是个说不清的概念，但肯定包括摆谱、脸、面子、讲排场等内容在内。说到底，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国癖”但凡中国人，都多多少少有些面子、讲排场的。但似乎只有武汉人，才把它们称之曰“味”而视之为“玩”武汉人喜说“玩”这个字。比如谈恋，北方人“搞对象”武汉人则叫“玩朋友”这话叫外地人听了肯定不自在，武汉人却很坦然，谁也不会认为是“玩异”这就多少有些“艺术”实际上，武汉人的“玩味儿”是很讲究可观赏的。比方说，大大办婚礼就是。婚礼的大大办，同样也是咱们的“国癖”不过武汉人却别出心裁。他们的办法，是雇请“麻木的士”游街。所谓“麻木的士”其实也就是三轮车。因为驾车者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酒麻木”故美其名曰“麻木的士”举行婚礼时，就由这些“麻木的士”载从冰箱彩电到澡盆马桶之类的嫁妆，跨长江，过汉水，浩浩游遍武汉三镇，成为武汉市一大“民俗景观”之所以要用“麻木的士”而不用汽车，是因为“麻木的士”有三大优点:第一，载物较少，用车较多，可以显得浩浩；第二，车身较低，便于观看，可以尽情摆阔；第三，车速较慢，便于游览，既可延长游街时间，又便于路上闲人一眼福。总之是极尽表演之能事。在武汉人看来，只有这样“味儿”才玩得过瘾，玩得足。

不过，虽然是“玩”武汉人却玩得认真。因为谁也不会觉得那“味儿”是可要可不要的东西。所以，当一个武汉人在“玩味儿”的时候，你最好去捧场。即便不能捧场，至少也不要拆台。否则，武汉人就会祝你为“不懂味”而一个“不懂味”的人，在武汉人眼里，就是“夹生半调子”甚至“差火”到极点，不和你翻脸，就算对得起你事实上，武汉人的讨厌“(口者)”也多半因于此。在武汉人看来，一个人要想“玩味儿”或“要味儿”就不能“(口者)”；而一个人（尤其是男人），如果居然“(口者)不过”就肯定“不懂味”什么是“玩味儿”？

“玩味儿”就是“派”就是“唰喇”怎么能“(口者)”？(口者)、尖、瘫腔（贪生怕死），都是“掉底子”（丢脸）的事。所以，为了面子，或者说，为了“玩味儿”武汉人就往往不惜打肿了脸来充胖子，甚至不惜吵架打架。比方说，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抖狠”（逞凶、找碴、耀武扬威或盛气凌人，也是“要味儿”的方式之一），这个人就会跳将起来说:“么事呀！要味要到老子头上来了！”后面的事情，也就可想而知。

武汉人的“玩味儿”还有许多难以尽说的内容。甚至他们的骂人，没准也是“玩味儿”或“要味儿”正如旧北京天桥“八大怪”之一的“大兵黄”坐在酒缸沿上“开骂”和“听骂”也是“一乐子”一样。事实上，骂人也不易。一要敢骂，二要会骂。如果有本事骂得淋漓尽致，声情并茂，谁说不是“味儿”不是“派儿”？

武汉人这种文化格的形成，有着历史、地理、文化甚至气候诸方面的原因。

武汉的气候条件极差。上帝给了它最坏的地形，——北面是水，南面是山。夏天南风吹不进来，冬天北风却顺着汉水往里灌。结果夏天往往持续高温，冬天却又冷到零下。武汉人就在这大冷大热、奇冷奇热、忽冷忽热中过子，其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其心情之恶劣可想而知，其脾气之坏当然也可想而知。

所以，武汉人有句口头禅，叫“烦死人了”当一个武汉人要诉说一件不太开心的事，或要表示自己的不时，往往会用这句口头禅来开头。比如等人等不来，就会说:“烦死人了的，等半天了，这个鬼人还不来！”要表示讨厌某人，也会说:“这个人蛮烦人。”不过这些话也可以反用。比如一个子也可以这样夸奖她的丈夫:“他这个鬼人，晓得有几（多么）烦人“或:“你说他嘀哆不嘀哆，非要我把那件呢子衣服买回来穿，烦死人了！”这里说的“烦”其实就是乐嘴巴上说“烦死人了”只怕心里倒是“不厌其烦”呢！

看来，武汉人是和烦恼结下不解之缘了:好也烦，环也烦，乐也烦，烦也烦，反正是烦。说起来也是不能不烦。1999年“两会”期间，武汉市人大代表团《新周刊》说武汉是“最市民化的城市”而引发了一场讨论。江岸区人大代表王丹萍说:“天热太大，外面脏差，怎么会有好心情？人说女人一白遮百丑，武汉女人难有这福分，动不动就灰头灰脸，跟进城的农民似的。”的确，气候的恶劣，条件的艰苦，生存的困难，都很难让人心情舒畅。难怪武汉街头有那么多人吵架了，烦嘛！

事实上武汉人也确实活得不容易。武汉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武汉的生活条件也相当糟糕。冬天，北方有暖气，南方有；夏天，北方有凉风，南方有海风。武汉夹在中间，不南不北，不上不下，什么好处都没有。别的地方，再冷再热，好歹还有个躲处。武汉倒好:夏天屋里比外面还热，冬天屋里比外面还冷。冬天滴水成冰，夏天所有的家具都发烫，三台电风扇对着吹，吹出来的风都是热的。那么，就不活了么？当然要活下去！冬天在被窝里放个热水袋，夏天搬张竹到街上睡。于是，一到盛夏之夜，武汉的街头巷尾，便摆了竹，男赤膊女短，睡一街，成为武汉一大景观。（图四十八）在如此恶劣条件下熬过来的武汉人，便有着其他地方人寻常没有的“大气”和“勇气”你想想，武汉人什么苦都吃过，什么罪都受过，什么洋相都见过（包括在大街上睡觉），差一点就死了，还怕什么？当然连“丑”也不怕。因为他们赤膊短地睡在街上时，实在是只剩下最后一块遮羞布了，那么，又还有什么好遮掩的所以，武汉人最坦诚、最直、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

“鬼做”这个词是十分有趣的。它表达的似乎是这样一种人生观:是“人”就不必“做”只有“鬼”才“做”既然不必“做”那就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干什么，而不必顾忌别人怎么想、怎么看。即便有人不以为然，他们也不会在乎，而只会大骂一句:“闯（撞）到鬼了！要(口者)，到你自己屋里(口者)去！”同样，最坦诚、最直、最不矫情、最讨厌“鬼做”的武汉人，也有着不同于北京人的“大气”如果说北京人的“大气”主要表现为霸气与和气，那么，武汉人的“大气”便主要表现为勇气与火气。北京人的“大气”中更多理内容，武汉人的“大气”则更多情彩。他们易暴易怒，也易和易解；能憎能，也敢憎敢。他们的情世界是风云变幻大气磅礴的:大喜大悲、大哭大笑，甚至大喊大叫（武汉人称之为“(口昂)”）。而且，也好，恨也好，哭也好，笑也好，都很唰喇，都很到位:哭起来铆起哭，笑起来铆起笑，吵起来铆起吵，骂起来铆起骂，真能“你到骨头里”恨你也“恨到骨头里”一点也不“差火”这实在因于他们生存的大起大落，九死一生。武汉人生命中“垫底的酒”太多，生活中“难行的路”也太多，他们还有什么样的酒不能对付，还有什么样的沟沟坎坎过不去武汉人确实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因为武汉是“镇”镇，重兵驻守且兵家必争之天险也。武汉之所以叫“镇”就因为它地处北上南下、西进东征的咽喉要道。由于这个原因，武汉历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云总是笼罩在武汉人的头顶上。所以武汉人“战备意识”特别强。他们好像总有一种好战心理，又同时有一种戒备心理。在与他人（尤其是生人和外地人）往时，总是担心对方占了上风而自己吃了亏。公共汽车上磕磕绊绊，买东西出了点小问题，双方往往都立即会拉开架式，准备吵架，而且往往是理亏的一方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摆出一副好斗姿势。结果往往还是自己吃亏，或两败俱伤。不信你到公共汽车上去看，挤撞了别人或踩了别人的脚，武汉人很少有主动道歉的。不但不道歉，还要反过来攻击别人:“你么样不站好(口沙)！”或:“怕挤就莫来搭公共汽车！”这种蛮不讲理的态度当然很难为对方所接受，而对方如果也是“九头鸟”则一场好戏当然也就开锣。武汉街头上吵架的事特别多，商店里服务态度特别坏，原因大约就在这里。外地人视武汉人为“九头鸟”认为他们“厉害”、“惹不起”原因多半也就在这里。

上海人就不会这样。上海的公共汽车也挤。但上海人挤车靠“智”占据有利地形，保持良好体势，则拥挤之中亦可得一方乐土，也不会发生“两伊战争”（盖“伊拉”与“伊拉”都能好自为之也）。武汉人挤车则靠“勇”有力便是草头王，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而双边磨擦也就时有发生（这种现象因近年来武汉大力发展公事业而已逐渐成为历史）。细想起来，大概就因为上海主要是“市场”而武汉长期是“战场”

“上战场，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的这句话，道出了“九头鸟”的野与蛮劲。敢斗者自然也敢哭。

“老子死都不怕，还怕哭么！”难怪武汉人看悲剧和听哭腔所以，武汉人特别看不起胆小怕事（北京人叫“松货”）、逆来顺受（北京人叫“软蛋”）和优柔寡断（北京人叫“面瓜”）。所有这些“德行”武汉人统称之为“瘫腔”不过“瘫腔”与“松货”、“软蛋”、“面瓜”有一点不同，就是可以拆开来讲。比如:“别个（别人）还冒（没）吼，他就先瘫了腔。”这样的人当然没人看得起。正如方方所说:“一个人遇事连’腔‘都’瘫‘了的话，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有趣的武汉话》）。因此，不但不能凸瘫腔“，而且还得梗着脖子死硬到底:“不服周（服输）！就是不服周！老子死都不得服周！”吃软不吃硬，宁死不服周，这大概就是“九头鸟格”这种格的内核，与其说是“匹夫之勇”毋宁说是“生命的顽强”因为所谓“九头鸟”也就是生命力特别顽强的意思。你想，一鸟而九头，砍掉八个，也还死不了，等你砍第九个时，没准那八个又活了过来。事实上武汉也是“大难不死”本鬼子飞机炸过，特大洪水淹过“十年动”差点把它整得瘫痪，但大武汉还是大武汉。的确“不冷不热，五谷不结”过分的舒适温馨可能使人脆弱绵软，恶劣的生存条件也许反倒能生成顽强的生命力。

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武汉人不但有顽强的生命力，也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用武汉作家池莉的话说，就是:“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这是池莉一篇小说的标题）。这无妨说也是一种达观，但这种达观和北京人不同。北京人的达观主要来自社会历史，武汉人的达观则主要来自自然地理。北京人是看惯了王朝更迭、官宦升迁、帮派起落，从而把功名富贵看得谈了；武汉人则是受够了大灾人祸、严寒酷暑、战兵燹，从而把生存活法看得开所以北京人的达观有一种儒雅恬淡的风度，而武汉人的达观却往往表现为一种略带野的生命活力。武汉的小伙子不像北方汉子那样人高马大、魁伟壮，却也相当地“野”:敢打架，敢骂娘，各种冲动都很强烈。他们酷一种能够显示生命活力的、紧绷在身上的红布三角游泳。他们也往往会在炎热的夏夜赤膊短，成群结队地在街上走，大声吼唱各种歌谣，从“一个讶的爹，拉包车”直到种种免费歌曲，以宣他们过剩的生命活力。

事实上，武汉人不达观也不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已经把武汉人到墙角了:躲没处躲，藏没处藏，就是想装孙子也装不了，再不达观一点，怎么活？所以，凡事都最好搞唰喇点，凡事也都最好能要点味。生活已经不易，再不搞唰喇点，不是自己烦自己生活已经缺油少盐，再不要点味，还能过下去什么是味？

“味”这个字，在武汉话里有极为丰富的含义。除前面说的面子、排场、风光、体面等等外，还有“规矩”的意思。比如“不懂味”有时也指“不懂规矩”不过，当一个武汉人指责别人“不懂味”时，他说的可不是一般的规矩，而是特指“捧场”的规矩，即在一个人“要味”时让他觉得“有味”的规矩。懂这个规矩并能这样做的，就叫“就味”；不懂这个规矩和不能这样做的，则叫“不就味”就味不就味，也是衡量一个武汉人会不会做人的重要标准。因不懂而“不就味”尚可原谅（但也不招人喜）；如果“懂味”而“不就味”那就是“差火”这时“要味”者就会视对方为故意冒犯或有意挑衅，因而反目翻脸，甚至大打出手，因为那个“‮子婊‬养的”实在“太不够意思”所以，味，又有“意思”的意思。要味，也叫“要意矿；就味，也叫”就意思“。如此，则”有味“就是”有意思“，”冒得味“就是”没意思“人活在世界上，如果一点”意思“都没有，那还能活下去当然不能。因此不能不要”味“。显然，武汉人之所谓”味“，说到底，就是让人觉得活著有意思的那个”意思“。

武汉人是很看重这个”意思“的。虽然说”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但如果活得有意思，岂不更好？于是，武汉人就往往会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我就曾在医院里遇到过一个典型的武汉人。这个武汉小伙子大概初为人父，看什么事都新鲜。看到护士给婴儿洗澡、打包，也觉得好玩，兴高采烈地对我说:“好过瘾呀！洗（婴儿）像洗萝卜，包像叠’撇撇‘。”

“撇撇”是每个武汉小男孩都玩过的一种自制玩具，由每个人自己用香烟盒叠成，技巧纯者可以叠得很快。把包婴儿说成是叠撇撇，既有赞其“技巧纯”的意思，也有言其“不当回事”的意思。妇产科的护士一天不知要包洗多少婴儿，自然见惯不怪，不怎么当回事，但让这个小伙子这么一说，一件本来没什么意思的事情，也就颇有点意思武汉人是很能把没意思的事变得有意思的。比如武汉的夏夜是很难熬的，因为一到下午六点，老天爷就会准时停风。曝晒了一天的街道余热经久不散，没有一丝穿堂风的室内更是酷热难当。要熬过这样一个长夜，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然而武汉人却能把它变得有意思。太一下山，他们就开始往地上泼水，然后搬出自家的竹，摆出清的小菜和绿豆稀饭，一家人吃得“喜了的”吃完饭，收拾了碗筷，洗个澡，街坊邻居都到天地里来乘凉。打牌的打牌，下棋的下棋，看电视的看电视，更多的人则是“(口夸)天”(口夸)，音kua，读平声，是个象声字，即“几里呱拉”的意思。武汉人说话节奏快，频率高，因此不能叫“聊天”只能叫“(口夸)天”武汉人(口夸)呀(口夸)呀，(口夸)得星星都“笑眯了眼”一个难熬的长夜也就意趣盎然武汉人确实很说话，也很会说话。一件稀松平常的事，到了武汉人嘴里，往往就会变得有声有。比如一件东西或一个地方被脏了，武汉人不说“太脏’，也不说”脏死了“，而说:“哟，么样搞的(口沙)，搞得灰了！”灰而至于“”可见有多脏。夸奖一个人漂亮，也可以这样说:“哟，好清呀，清了！”清，也就是漂亮、派头、美。一个人的漂亮都“溢”出来了，可见漂亮之至。又比如“抖狠”是耀武扬威的意思，却比说“耀武扬威”生动得多。你想，一个人把“狠”都“抖”出来，是个什么样子？有点像全身的都乍了起来的好外公吧？再说，一个人的“狠”（厉害）要“抖”出来后别人才知道，则其“狠”也有限。所以“抖狠”这个词是略带贬义的，情彩很浓，形象也很生动。其余如把孩子长个叫做“条”把东张西望叫做“打野”把趁机下台叫做“转弯”把死不认错还要倒打一耙叫做“翻翘”都十分形象、生动，富有动。

这也不奇怪。武汉人是“要味”的人，武汉话也就必然是“有味的话”的确，武汉话和北京话一样，都具有艺术和戏剧。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听北京话像听相声，怎么听怎么可乐；听武汉话则像听戏，有板有眼，铿锵有力。事实上武汉人的人生观中也确实有一种“戏剧情结”在他们看来，人生就是一场戏，就是一场自编自演又可供观赏的戏。演戏就是“玩味”看戏就是“要味”会看戏就是“懂味”不会看戏就是“不懂味”而不会演戏则是“冒得味”因此，他们主张人生在世，应该活得有板有眼。有没有板眼是很重要的。在武汉人那里，一个人有本事、有能耐、有办法，就叫“有板眼”；而不知搞什么名堂就叫“搞么板眼”‘所谓“搞么板眼”也就是“演什么戏”的意思。显然，武汉人之所谓“板眼”也就是戏曲中的节拍，就像“瘫腔一的”腔“是戏曲中的唱腔，”醒黄“的”黄“是戏曲中的皮黄（声腔）一样。醒，有一假”的意思。比如“醒倒（媒）”就不是真（真喜对方），只不过“醒倒”罢“醒黄”也一样。一个人，一本正经地上台了，大家都以为有什么好段子听。听了半天，却发现原来不是皮黄，而是“醒黄”所以，武汉人便把“胡鬼”、“瞎胡闹”之类称作“闹醒黄”一闹醒黄“也好，”有板眼一也好，都是演戏。戏演砸了，就叫“瘫了腔”；演假了，叫“闹醒黄”；不按角行当台词剧本演，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则叫“开黄腔”

“闹醒黄”是“诈倒裹”

“开黄腔”是“码倒搞”都是“不懂味”（不懂规矩）。这是不会有人捧场的。不但没人捧场，没准自己还会“掉底子”

“掉底子”之于武汉人，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情。所谓“掉底子”也就是“穿梆”、“馅”这当然是一件丢脸的事，所以“掉底子”即等于“丢面子”不过，说“掉底子”可比说“丢面子”生动，也比说“丢面子”严重。因为“面子”是要安装在“底子”上的。如果连“底子”都掉了，那还有“面子”我在《闲话中国人》一书中说过，面子即面具，而面具是用来演戏的。既然是“演戏”就得把“面子”装严实了，不能“馅”一旦了马脚，那就不是“丢面子”而是“掉底子”所以，一个人，在粉墨登场表演人生时，如果把“戏”演“砸”了，武汉人就会哄堂大笑:“好掉底子呀！”由是之故，心直口快的武汉人并不喜“岔把子”所谓“岔把子”就是说话不知轻重不看场合的人。遇到这样的人，武汉人就会说:“他是个’岔把子‘。”或“这个人’岔‘得很。”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岔得很”他在武汉人中间同样是吃不开的。因为“岔把子”最不“懂味”常常在别人“要味”的时候扫别人的兴:或者是半路“岔”了进来，害得“要味”的程序不能顺利进行；或者是把老底也端了出来，害得别人大掉其底子。但因为“岔把子”都是有口无心的，你心里有气还发作不得，所以很有些讨人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