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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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容量大”初到北京的人，幾乎無不驚異於它的容量。那麼大的廣場，那麼寬的街道，那麼多的空地方，該可以裝多少人哪！上海雖然也大，但卻太擠。不要說擁擠狹窄的街道里，便是人民廣場，也顯得擠巴巴的，好像人都要溢出來了，哪裡還能裝下什麼東西？所以有人說，到了上海，除了看見看不完的上海人以外，什麼也看不到。

北京就不會給你這種覺。北京雖大卻不擠。北京的通雖然也堵得厲害，但最擁擠的地方也仍能給你開闊之，因為那地方本來就很大。其實，這也正是北京城市規劃和城市建設的一個特點:寬鬆、疏闊、大處著墨、縱橫揮灑，充分表現出帝都京師獨有的那種“大氣”不要說9平方公里偌大一個宮城才住了皇帝“一家人”（所以金庸小說《鹿鼎記》裡那個院長大的韋小寶一進皇宮便驚歎:“這麼大的院子，能裝多少姑娘”），便是最不起眼的“四合院”（當然不是現在看到的），也疏落有致、頗多空間。老舍先生說:“北平的好處不在處處設備得完全，而在它處處有空兒，可以使人自由地氣；不在有”好些美麗的建築，而在建築的周圍都有空閒的地方，使它們成為美景。”這是說得十分地道又十分在理的。北京和上海（浦西）城市建設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寸金之地的上海，首先考慮的是儘可能地利用地皮節約成本，而滿不在乎的北京，則“透氣孔”特別多。景山、北海、什剎海，天壇、地壇、月壇，陶然亭、紫竹院、龍潭湖、玉淵潭，哪個城市能有這麼多公園哪！甚至你本也用不著上什麼公園。過去自家的小院，現在小區的街心，就足夠你遛彎兒、會鳥兒、練功夫、找樂子的住在這樣的城市裡，不管怎麼著，也不會覺得“憋氣”但，更重要的，還在於北京固有的“兼容”這一特點同樣體現於建築。北京，可能是中國城市中建築樣式最多的一座。城池宮殿、壇社苑林、部院衙署、廟宇觀寺、府邸宅園、市井民居，次第排列，縱橫展開，錯落有致，就像一支和諧的樂曲。以皇宮為中心、縱貫南北的中軸線當然是“主旋律”但文人墨客、市井小民也並非沒有自己的樂土和家園。甚至那些在別處多半會躲入深山老林的名寺古剎，在北京也進了城。北京是那樣地疏闊、大氣，任何存在都不會在這裡找不到自己的空間。所以，不但人力車和凱迪拉克街上跑沒人到怪異，便是騾馬大車進了城，也不稀罕。（圖十）北京的容量不僅在於建築空間，更在於文化空間。北京從來就是漢胡雜糅、五方雜處的地方。三教九、五湖四海、漢滿蒙回藏、儒道釋景（基督教）回（伊斯蘭教），各路人馬都在這裡出入、彙集、發展，各種文化都在這裡、碰撞、融合。北京對此，都居高臨下地一視同仁，決無文化偏見，也沒有種族偏見，甚至沒有其他地方通常都會有的那種執拗頑固“不可入”的“區域文化”相反，江南的絲雨北國的風，西域的新月東海的波，都在這裡匯、集結、消融，共同構成北京博大雄渾的非凡氣象。北京當然是等級森嚴的，但因為空間大、距離遠，彼此之間，也就不會覺得有什麼“擠兌”王侯勳貴、鼎輔重臣、學子文士、販夫走卒，各有各的活法，而且在各自的“圈子”裡，也都活得既自在，又滋潤。直到現在北京也仍是這樣:一個外地人，只要他不是“太差勁”那麼，他到了北京，也就不會到彆扭，到“格格不人”如果他很隨和，還會說幾句普通話（不必太標準），那麼，用不了幾天，他幾乎就會覺得自己也是北京人北京，幾乎是可以容得下全中國人甚至全世界人的。

其實，這也是“城文化”的特點。《說文》曰:“城以盛民也”正是突出了它容量上的特徵。作為可以“盛民”的人工生存環境，城市與鄉村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它的“兼容”鄉村雖然地域遼闊、沒有城牆，似乎是一個“開放”的體系，但其實，鄉村的開放度和兼容都很差。異質文化很難在這裡得到傳播，外來人口也很難在這裡落腳謀生。鄉村幾乎只相信“土生土長”和“本鄉本土”的東西，對於“外來戶”和“外鄉人”總是持懷疑態度。頑固地保留鄉音土話，便是證明。

城市就不一樣城市是這樣的一種社區，它的職能和功能從來就不是單一的。而且，城市的職能越多，功能越齊全，它的“城市化水平”就越高，城市也就越“大”上海之所以“大”不過北京，就因為它的職能沒有北京那麼多，它不是也不可能是全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同理，城市的職能越是多樣，功能就必須越齊全；功能越齊全，城市就必須越能兼容。其結果，便正如天津人所說“嘛大的林子，嘛鳥都有”連“市”也最終搬進“城”裡，並與“城”合二而一，成為“城市”所以，城市從來就是開放和兼容的，儘管城市與城市之間，開放程度和兼容程度並不一樣。但再封閉的城市，也比鄉村開放；再保守的城市，也比鄉村兼容。中國古代的城，雖然無一例外的都有城牆，但是這些城牆卻並不妨礙城市的開放，而且似乎更有利於它的兼容。這就好比盤子裝不了什麼東西，兩碗卻更能“容納”一樣。一個完全沒有空間間隔的地方是無所謂容不容的。城牆的建立，恰恰正好為人類提供了一個具有“可容”的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講，所謂“城以盛民也”便說得十分到位，儘管它僅僅只說到了“盛民”但文化是人創造的。城市既然能夠容納人民，當然也就能夠容納人民創造的文化。

城市之所以必須開放和兼容，還因為城市的主要文化功能是“往”的確，沒有哪個社區能像城市這樣充分地滿足人們往的需求因為城鄉這兩個社區的重要區別之一，就在於其居民的異質程度。鄉村居民基本上是同質的，端的稱得上是“同祖同宗，同種同文（方言）”而且，鄉村居民還特別看重這種“同質”看重“鄉里鄉親”、“土生土長”或者“吃一口井的水長大的”等等。城市居民則大多沒有這種心態。他們既不可能只吃“同一口井的水”也不可能只買“同一家店的布”當然也不會“幹同一樣的活”他們籍貫不同，出身不同，來歷不同，職聳不同，活法也不同，卻共生共存於城市。於是，城市便為不同的人共同地提供了表演的舞臺和往的機會。

也許，正是這種往的機會，誘使一批又一批的人“離鄉背井”來到城市；也正是這種往的機會，使城市的文化水平和文化氛圍遠遠優於鄉村。

有機會，還要有條件。這個條件，就是作為往重要工具之一的語言，必須具有開放和兼容，這才有可能成為人際往的“硬通貨”

“城裡話”比“鄉里話”好懂，原因就在這裡。除北京外，我國各大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但細心的人不難發現，省會的方言總是相對地、縣的方言好懂，而地、縣的方言又總是相對鄉村的方言好懂。也就是說，由於城市的開放和兼容，連社區的語言也相對開放和兼容，這才讓外地人覺得相對比較“好懂”北京是全中國人表演往的舞臺和場所，或者借用本學者鈴木榮太郎的概念，是全中國人“社會往的結節機關”當然是可以而且應該兼容全國的。所以，一來二去，北京話便几几乎成了咱們的“國語”（普通話）。

同樣，開放也是城市的天。從古到今，城市從來就是作為“中心社區”而存在的。它們或者是全國的中心（首都），或者是區域的中心（省會、州府、縣城等）。既然是中心，就必須向它的周邊區域開放，既收又輻，既統領又兼容。所以，北京不但“包容量”大，而且“吐量”也大。有一個數字頗能說明問題:現在的北京人，有四分之三是建國以後才進人北京的外地人及其子女。也就是說，不到半個世紀，所謂“北京人”這支隊伍，就換了四分之三的“血”至於北京向外地“輸”了多少“血”似乎不好統計，但相信也不在少數。

然而，北京的這種開放和兼容，似乎還不是或不完全是現代意義上那種城市與城市、人與人之間自由平等的往與。它似乎還更多地是以一種“天朝帝都”的雍容氣度或“政治中心”的文化特權，居高臨下地收和兼容著外來文化和外來人口。較之上海和廣州，它更像一個開明的君主或寬和的老人，以一種無所不包和見慣不怪的從容、淡泊、寬舒和自信，集天下之大成而蔚為壯觀，但當其絢爛之極時卻又歸於平淡。我們在後面還會看到“大氣”與“平和”正是北京文化的一個顯著的特徵，它甚至幾乎遍及於每個北京人，成為北京人的一種“文化格”但不管怎麼說，北京畢竟是文化生態環境最好的城市。它很像一個自然形成、得天獨厚的大森林，喬木、灌木、奇花、野草，共生於其間，層次分明而又相得益彰，錯落有致而又渾然一體。它是帝王之都，也是文人之鄉和民眾之樂土。如果說，雍容華貴的皇家氣派，勇敢自尊的學人風範，敦厚朴實的民俗風情，曾經共同形成了老北京那種既“典麗堂皇”又“幽閒清妙”的文化品格；那麼，高瞻遠矚的改革開放，居高臨下的兼收並容，獨一無二的文化優勢，便構成了新北京的非凡氣象。

北京的一大氣”就大在這裡。

四、霸氣與和氣北京的“大”幾乎使每個到北京的人，都會覺得自己“小”有句話說:“到了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了廣州才知道自己的錢少，到了深圳才知道自己的人老。”其實，到了北京，又豈止是覺得自己官小，簡直是連人都很小。那麼大的北京，一個兩個人走了進去，就像水珠融進了大海，看都看不見，影兒都沒有一個。這其實也是北京容量太大所使然。’一個空間，如果容量太大，納入其中的事物就顯不出“體積”來。不要說人了，就連摩天大樓立橋那些龐然大物，在北京也顯不出有多大。

更何況，北京，又是怎樣一個藏龍臥虎的地方那個衣著樸素、神態安詳、滿不起眼的遛鳥老頭，沒準是大清王朝皇族後裔，大小是個“貝勒爺”；而那個坐在小攤上喝豆汁、吃火燒或者炒肝兒，吃完喝完一抹嘴就騎上自行車去上班的中年人，也很可能是一位什麼重要部門的什麼長，大筆一揮就能批個十萬八萬甚至上百萬。這些人，在北京都很普通，就像他們說的話都是“普通話”一樣。北京，畢竟太大太大，再大的人物，在北京也不大容易“大”得起來，久而久之，自然也就會變得普普通通。

北京的官們大多“不大”（真正的“大官”你見不到），北京的市民卻多半“不小”有人說上海是“大城市，小市民”北京卻絕對沒有“小市民”北京的市民都是“大市民”:派頭大，口氣大，架子（或者禮）也大。

“大氣”可以說是北京人的一種普遍特徵。他們的生活方式，幾乎無不帶有“大”的味道:幹大事，說大話，講大道理，討論大問題。就連聊天，也叫“侃大山”（先前則叫“神吹海哨”也有“大”的意思）。就連喝茶，也鍾愛“大碗茶”他們對於小打小鬧不興趣，對於小模小樣看不上眼，嚮往的是成為“大腕”、“大款”當然最好是“大官”就連找媳婦，也不大喜歡“小家碧玉”式的。至於喝啤酒，當然更得論“扎”如果一小杯一小杯地來，一小口一小口地抿，那還叫喝酒北京人的大氣，與燕趙遺風，或者說，與北中國的豪雄之氣不無關係。這種豪雄之氣以山東、東北兩地為最多，而在全國，最喜歡北京人、最容易和北京人認同的，也恰恰是山東人和東北人。山東出響馬，東北出鬍子（土匪）“大碗喝酒，大塊吃”的豪是少不了的“為朋友兩肋刀”的義氣也是少不了的。這些北京也都有，只不過大碗喝酒僅限於喝啤酒，大塊吃一般是涮羊，兩肋刀則多半是豪言壯語。但不管怎麼說，北京人畢竟是崇尚豪雄和講義氣的。他們推崇的是“不吝”、“豁得出去”古道熱腸和使肝義膽在北京也總是受到好評。

“不吝”並不簡單地只是“不吝嗇”依照楊東平的解釋，它至少還有滿不在乎、敢做敢為、超拔灑脫、大大咧咧甚至不修邊幅等意思在內。在各地方言中，大概只有武漢人的“不囗”與之相似。不過武漢人的“不(口者)”重在“直”北京人的“不吝”則重在“”所以武漢人極其憎惡“鬼做”而北京人的“不吝”則很可能具有表演，變成一種“作派”這種作派常常被稱作“狂”或“匪”這是一種由服飾、舉止、口氣、派頭等綜合因素構成的氣勢。它既以“狂匪”名之，就不能有“氣”因此不但不能巧雅緻，反倒要“”一點才好。事實上豪往往是和馬虎難解難分的，緻則難免因過分注意細節而顯得“小家子氣”

“小心翼翼”則不“豪”

“雕細琢”則不“”簡單疏反倒自然灑脫。北方人（尤其北方農村）的生活原本就比較放，這種放經過北京文化的洗禮，就變成了“大氣”而“大氣”一旦成為北京人的標誌品格，放就會變成一種刻意的追求。所以，諸如摳門、松貨、軟蛋、面瓜之類統統都是貶義詞，不拘小節馬馬虎虎則不會受到惡評。於是，為了追求大氣豪的效果，就要裝得大大咧咧、隨隨便便、滿不在乎，甚至不修邊幅，比方說，衣衫襤褸鬍子拉喳，身上貼著假，胳肢窩火臭等。

顯然，北京人不是不講究，而是特講究。他們講究的不是我們通常所謂“生活質量”而是“份兒”和“派兒”怎樣做“有派”能夠“拔份”他們就怎樣做。比方說，在滿街“藍螞蟻”的年代，穿一身將校呢的舊軍裝，是“派兒”；當滿街都是西裝革履新名牌時，著圓領汗衫翻皮鞋反倒“拔份兒一。這種服飾符號背後的潛臺詞是:我就敢不隨時尚，就敢對著來，怎麼著？因此是“特狂”、“特匪”、“特不吝”這恰恰是一種京都意識。

“京都人”與“地方上”的，如果說有什麼不同，那就是“京都人”是超群脫俗、高人一等、與眾不同的。這種“卓異”或“特異”表現於老北京，是恬談平和、見慣不怪；表現於知識界，是俯視天下、語驚四座；表現於小青年，則可能是狂痞匪氣、街頭拔份。無論何種表現，其背景都一樣，即北京人特有的大氣。因為他們是這個全國最大的城市中之一員，他們不大也得大。

的確，北京市民的“大”是以北京的“大”為依託和背景的。

不管在明面兒上是否表現出來，幾乎每個北京市民都無不以自己是一個“北京人”而自豪。最老派的北京人會以一種“華夏”看“夷狄”的眼光看外地:除了北京“天津、漢口、上海，連巴黎、倫敦，都算在內，通通是鄉下”即便不把北京看作惟一的都市，自豪也不會因此而稍減，因為只有北京人，才“能說全國遵為國語的話，能拿皇帝建造的御苑壇社作為公園，能看到珍本的書籍，能聽到最有見解的言論”（均為老舍作品中人物的觀點）。在他們看來，就連北京的熬大白菜，也比別處的好吃。為什麼？五味神在北京嘛！五味神是何方神聖？沒人知道。但萬歲爺既然在北京，那麼，不管他是誰，也得到駕前伺候。（圖十一）這種自豪因為北京成為新中國的首都，又在新一代北京人身上得到了加強。他們都是“中央的人”相對“地方上的”優越也就自不待言。這裡說的新北京人，也包括那些出生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年輕人。他們之所以能夠在北京工作，多半是大學畢業後因“品學兼優”留京或分配來京。優秀的大學畢業生原本就是“天之驕子”而他們所在的單位，又多半是大專院校和國家機關，比起老北京人中那些“引車賣漿者”來，還更為貼近“中央”消息的來路也更可靠。所以這些人聚在一起，沒有一個不“牛皮哄哄”其實“板兒爺”們又何嘗含糊！他們聚在一起，高談闊論的同樣是國家大事，消息也同樣是國務院部委辦傳出來的。好歹都在中央這地面上住著，怎麼也聽得到一點風吹草動吧？不妨這麼說:上海人是人人都很體面。也許他晚上要在亭子間架，早上要早早起來倒馬桶，但只要走在街上，就一定是衣冠楚楚人模狗樣。北京人是個個都很牛皮，也許他本就沒有什麼正式工作，一三餐不過子麵窩窩頭，但只要一開口，就一定是國家大事世界風雲，而且話裡面決沒有窩窩頭味兒。

對政治的空前熱情，正是北京人“大氣”的一個重要表現。外地人對北京的一個相當一致的看法是:“北京人人都是政治家。”對於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從海灣戰爭到王府井的改造，從克林頓訪華到科索沃衝突，差不多每個北京人都有自己一整套看法，而且說得口若懸河頭頭是道，讓人覺得他們不是的土司機、店員、鞋匠或買西瓜大碗茶的，而是中央政治局的顧問或智囊。北京的政治民謠和政治笑話也特別多，你往往能一下子聽到好幾種版本，讓你忍俊不。但如果要說“正格的”他們也能慷慨陳詞，說理充分，使用政治話語或引用名人名言也嫻自如，讓你不能不佩服他們的政治抱負、政治理想、政治和政治才能。這實在是北京人“大氣”的最好註腳。是天底下，難道還有比政治，比天下興亡、民族盛衰更“大”的事可以說，正是對政治的空前熱情，使北京人成為“大市民”北京人既然都是“大市民”那派頭當然也小不與之相對應的一個讓全國各地人都極憤怒的事實是:北京各服務行業的服務態度和質量都極差（據說現在已有改觀，但時至1999年2月，《中國質量萬里行》仍發表了消費者的批評文章，訴說他們在北京某老字號所受的窩囊氣），以至於差不多每次人大政協會上都有代表委員提出意見，甚至有人尖銳地批評說，北京是“氣象平凡，諸多不便”

“氣象平凡”並不準確“諸多不便”卻是事實。1997年我在北京，住的是“標準問”卻常常因錯過規定的時間而洗不上澡。本應提供的信息服務，在服務員那裡也是一問三不知。至於飯菜質量，就不好說前面說過，北京人的生活原本是比較馬虎的。你當然不能要求一個自己天天吃熬白菜或臭豆腐鹹菜就貼餅子的人，為你做出緻的小菜來。

讓人受不了的還是那愛理不理或頤指氣使的態度。

“過來過來，你給我過來！”

“一邊排隊去！”這些都是我們在北京的服務窗口常常可以聽見的聲音，而且多半是女高音。北京的服務員好像不是“大哥大”就是“大姐大”在顧客面前有著擺不完的譜。你向他問價，他讓你自己看。自己看就自己看吧，他還要損你:“長倆眼睛幹嘛的，出氣呀！”請他快一點，就更不得了:“嚷嚷什麼！沒看見我忙著啦！”難怪龍應臺一進北京就要吵架了，能不吵架在某些人看來，這似乎也很“正常”北京嘛，什麼人沒有？那個賣針頭線腦、鹹菜醬瓜的女售貨員，說不定是個“格格”呢（其實當然多半不是）！即使她不是什麼“格格”吧，又什麼樣的人沒見過（其實當然未必見過）？老舍先生來買醬瓜，還客客氣氣呢（其實當然未必買過）！那麼，請問你算老幾？老話說:“客大欺店，店大欺客”對不起，咱北京就是欺客的地兒！不滿意？別來呀！愛來不來的，誰請你啦？

顯然，這就不是“大氣”而是“霸氣”這決不是北京應該有的氣象，這也決非“正宗”的北京做派。正宗的北京人，老派的北京人，尤其是又老派又正宗的北京生意人，是不作興這樣對待顧客的。在老舍、郁達夫、林語堂等人的筆下，老北京人是無論身份高低貴賤，都一樣節一技之長，無僧人之貌”至於生意人的“一團和氣”簡直就像是天生的，豈有慢待顧客、愛理不理，甚或拿顧客“撒氣”的道理？

上海就不會這樣。上海的服務行業，即便在“十年動亂”時期，生意做得也十分規矩。那時，哪怕只是拿三分錢買兩針，店員也會用一小張紙包好了遞給你。在餐館裡點菜吃飯，也不會被服務員吆喝著自己去端盤子。當然，上海的店員也常常被批評為“歧視外地人”但他們至少不歧視上海人。只有北京的售貨員，才公然不管你是外地人、北京人、中國人、外國人，哪怕皇親國戚、天王老子，一律採取“本大爺”或“老姑一恕不伺候的態度。

這似乎有些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