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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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特區。

深圳特區很年輕。

年輕的深圳充滿青氣息。

深圳無疑是中國最年輕的城市。它只有二十來歲的“市齡”它的市民平均年齡也不過二十五六歲。漫步在深圳的街頭和社區，你不可能像在其他城市那樣，看到古老的城門，陳舊的店鋪，窄的小巷，頹圮的牆垣，爬滿青藤的老屋，松柏森森的廟宇，無所事事的閒漢和步履悠閒的老人，而只有嶄新的大道，高聳的樓房，川不息的車輛和一張張年輕的臉。在這些年輕的臉上，你能讀到自信和果敢，憧憬和嚮往，堅毅和執著，剛健和機靈，也可能讀到疲憊和茫然，苦惱和艱辛，灰心和憤懣，但不會有老態龍鍾。

這樣一種年輕，在中國眾多的城市中顯然是獨一無二的。這種獨一無二使深圳有一種特殊的魅力，也使得我們對深圳的解讀頗為困難。深圳畢竟曾經是“一張白紙”而那“最新最美的畫圖”也才剛剛畫出來。剛剛畫出來的畫圖當然會有新鮮，然而是否耐讀卻也是一個問題。如果說，歷史文化名城就像陳年老酒，那麼，新興城市就有可能像易拉罐飲料。太年輕的城市就像太年幼的孩子、太薄的書和太短的故事，能多少有耐人尋味的內容深圳不像北京、上海那樣耐讀，也不像它們那樣易讀。北京有城門，上海有外灘；北京有衚衕，上海有里。望城門，串衚衕，一路吃著冰糖葫蘆或蘿蔔賽梨，一路聽著黃瓜般清脆的北京話，你會發現自己很快就進入了北京城。逛外灘，走里，一面辨認著舊租界和老公寓，一面聽上海人用直截了當的上海話飛快地討價還價，你很快就會覺自己已置身於上海灘。北京和上海，在你心目中是具體的，也是生動鮮活的，還是形象鮮明的。當然，當你站在深南中路蔡屋圍人行天橋上，一面是高聳的地王大廈，一面是大幅的小平畫像，你也會真切地到自己是在深圳。但是，一說到深圳的文化特徵，我們就會到很茫然，或者到那不過是一個象的符號。因為深圳現在還找不到像故宮外灘或衚衕里那樣的城市象徵，也沒有自己的方言和風味小吃，而它們又恰恰是一個城市文化特徵最鮮明也最容易被人把握的外部標識，就像一個人的臉一樣。

解讀深圳也是有學術風險的，因為它畢竟還是一個“發展中的城市”

“發展中”有兩個意思。一是與“發達一相對應，意思是說現在還不怎麼樣，但可以寄希望於未來，而且現在也一天比一天好；二是與”定型“相對應，意思是說它正處於發展變化之中，誰也說不清將來會是什麼樣子。我們說深圳是”發展中的城市“，顯然是後一種意思。深圳在短短二十年間就有了如此突飛猛進舉世矚目的發展，則它的將來，也更會有長足的進步，正所謂”前途未可量也“。既然”前途無量“，其發展速度又”迅猛異常“，那麼，我們對它的解讀和評說，便很可能在三五年內就成了”明黃花“，這顯然是不上算的。

然而我們又不能不解讀深圳。這不僅因為它的出現本身就是一個奇蹟，還因為它是中國最具當代意義的城市，代表著一種既不同於西安北京又不同於上海廣州的全新的城市類型。只有解讀了深圳，我們對中國城市的把握，才可能是全面的。何況，在這短短二十年中，中國乃至世界，又有多少雙眼睛一直在關注著深圳那麼，這個年輕的城市，這本薄得沒有幾個頁碼的書，又有什麼值得關注的也許，我們還得從它那極短的”歷史“說起。

一、天的故事深圳的故事，是天的故事。

儘管事情才僅僅過去二十年，然而不少人已很難體驗到1979年那個天，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下這個圈的艱難和分量。那時，寒冷的北方，冰河還沒有完全解凍，太平洋季風吹拂的南方也依然寒料峭。渴望播種的土地焦急地等待著雨和暖風，擔心又一次失去豐收的機遇；而肆慣了的寒卻伺機捲土重來，妄圖再一次封殺大地。剛剛走出浩劫的共和國，究竟何去何從？以當時之形勢，確實需要”殺出一條血路來“。

殺出一條血路並不容易。除了必須有一位高屋建瓴的英明統帥來運籌帷幄，還要有一個最容易見到實效而萬一失誤又不至於影響全局的突破口，才能出奇制勝，一舉成功。

歷史選擇了鄧小平。

鄧小平選擇了深圳。

深圳似乎命中註定就該擔此重任。深圳的前身是寶安，寶安的前身是新安。1575年，大明朝廷決定在這裡正式設置縣治，取”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意，名之曰”新安“。這實在是一個吉利的名字，也是一個振奮人心的名字。不過，明王朝時代的新安，在革新和安定兩方面都並沒有什麼作為。清王朝更是每況愈下，居然將一河一海之隔的土地拱手相讓。於是，本應”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城，反倒成了喪權屏國亡齒寒之地。因此，直到1979年以前，作為寶安縣城的深圳，還只是一個毫不起眼的邊陲小鎮。許多中國人還念不準它的名字，管它叫”深川“或”深趁“。如果說多少還有人知道它的話，也僅僅因為它毗鄰香港。從內地到香港，要經過它那裡的羅湖橋。深圳，在當時人們的心目中，只不過是一個口岸罷然而這其實已經很夠對於封閉已久的國度來說，要的就是一個”口子“。

歷史有時是有些戲劇的。最早撕開口子的地方，是深圳西南角半島上2。14平方公里的一塊彈丸之地，它的名字就叫”蛇口“。”蛇口“這個地名頗有些耐人尋味和意味深長，而蛇口人的身手和膽識也確乎不凡。早在”招商局蛇口工業區“建立之初，他們就喊出了一個不同凡響的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一時間，抗聲群起，輿論譁然。蛇口人卻反相譏:有沒有搞錯！這是老祖宗的傳統:“一寸光陰一寸金”嘛！的確，正如科學技術沒有階級一樣，時間和金錢也沒有階級。它們可以用來發展資本主義，也可以用來建設社會主義。但如果沒有時間和金錢，就什麼主義也搞不成；而如果沒有效率，就什麼主義也搞不好。

二十年過去，彈指一揮間。現在“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語牌依然屹立在蛇口工業區的大道旁，始於蛇口繼於深圳的各項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醫療保險改革、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等等，也早已在全國遍地開花。（圖五十一）人們不再把招標、投標、招聘、擇業、股票、期貨、債券、產權等等看作異端，也開始習慣了拍賣和投資、供樓和按揭、跳槽和打工、炒魷魚和賣樓花。深圳的改革已成了全國的改革，深圳的觀念已成了全國的觀念。世界輿論公認，深圳的試驗是成功的。鄧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確實為中國人民找到了一條強國之路。而民間說法則更絕:“要看中國的二十年。請到深圳！”我們現在已無法確知當時為什麼“碰巧”選定了蛇口這個地方，只知道短短半年以後，口子就越開越大。1979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經濟特區。一年以後，1980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完成了興辦特區的立法程序。一場偉大的試驗開始了，一種新型的城市也隨之崛起。它的名字，就叫“經濟特區”特區總是有些特別的地方。

首先是深圳的建設發展速度比國內任何城市都快。80年代，160米高的國貿大廈曾以“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震驚全國，十年以後，383米高的地王大廈又以“九天四層樓”的“新深圳速度”在全國乃至亞洲獨領風騷。而且，在建造地王大廈的兩年多時間裡，人們沒有聽到過喧囂和噪音，沒有看見過骯髒和雜亂。它四周的馬路在凌晨時分總是被沖洗得潔淨如初，它的工地圍牆也多次被粉刷一新。地王大廈是安安靜靜又幹乾淨淨長高的。人們說，這就是深圳。只有深圳才有這樣的速度，只有深圳才有這樣的效率，也只有深圳才有這種文明。

飛速發展的經濟給深圳人帶來了可以看得見的實實在在的好處。

深圳的農民“先富起來”他們的人均年收人在短短十幾年間成倍、成十倍甚至成百倍地增長，富裕得連自己都不敢相信。他們當中不少人成了董事長、總經理或大股東，擁有了自己的產業。深圳的市民也“先富起來”所有那些當年闖深圳的人，現在毫無疑問地都成了他們同行同學中的“先富”一族。當老闆的固然纏萬貫財大氣。做文員的也不寒酸。有的買了房子，有的買了汽車，不少人則兼而有之。但他們如果不是來到了深圳，則所有這些都不過是無法充飢的畫餅罷了，甚至可能連想也不敢想。他們也許還會像那些未能一併南下的弟兄們一樣，在辦公室裡收收發發抄抄寫寫，當一名月薪數百元的小科員，或者在一座發不出工資的小縣城裡等米下鍋，甚至在一家不景氣的國有企業裡等著下崗。所以，當他們和舊同富同僚再度相逢時，很容易地就能體驗到成就。

受惠的不僅是深圳的市民和農民。改革開放的深圳，新月異的深圳，差不多是全國最大也最活躍的勞動力市場。它的大門，一開始就是向全中國敞開的。成千上萬的外省市青年農民，離開他們親切但又貧脊的故土，水般地湧向深圳。這些離鄉背井的打工仔、打工妹們，在為深圳的發展建設貢獻青和血汗的同時，也獲得了有形和無形的兩種效益。無形的是全新的思想觀念和生活方式，有形的則是實實在在的貨幣。據說，江西某縣打工仔打工妹們每年從深圳寄回家去的錢，就相當於該縣全年財政收入的總和。難怪那些當年家家戶戶“送郎當紅軍”的革命老區，今天要家家戶戶“送女闖深圳”畢竟“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富裕和先進總是有引力的，而“窮則思變”也早已被證明是一個真理。更何況，打工仔打工妹們在深圳“賺”到的，並不只是鈔票，還有商品意識、市場觀念、管理方法、營銷策略、公關手段甚至客戶關係等“軟件”事實上，這些在深圳這個現代都市和國際窗口經過風雨見過世面的青年，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因此，他們一旦“退役”回家，便有可能成為家鄉脫貧致富的帶頭人。由此而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更是無法估算的。

難怪深圳人對鄧小平懷有發自內心而且無比深厚的情。在深南中路上步路段，深圳人當年創業的地方，豎起了鄧小平的巨幅畫像，上面寫著鄧的名言:“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1997年，鄧小平溘然長逝。成千上萬的深圳人自發地走上街頭，來到畫像前，用種種方式表達他們的哀思。其中，既有董事長、總經理，也有打工仔、打工妹。一個隻身到深圳打工、現在已經開了一家小公司的青年，獻上了一個價值四千元的花圈。他說，無論用什麼樣的方式，都不足以表達我們對鄧小平的和懷念。直到現在，小平畫像也仍是人們常去的地方。每天都有人在畫像前合影留念。這裡常年鮮花怒放、陽光燦爛、意盎然。一代偉人的名字，已經永遠和天連在一起。（圖五十二）深圳的成就並不僅僅只是經濟上的，深圳人得到的好處也不僅僅是經濟上的。

深圳是一個特殊的城市。在這個大約400萬人口的城市中，土生土長的“原住民”只佔極小的比例，大約四分之三的人則是僅僅持有暫住證的外來人口。戶籍意義上的“深圳人”只佔四分之一。他們主要是從全國各地招聘來的各方面的專門人才，大多有著較高的學歷和較強的能力，故而在這個生機的城市如魚得水長袖善舞。他們活躍在深》’！的領導層、決策層、管理層和技術層，活躍在深圳的機關、團體、企業、傳媒，擔任著政府官員、銀行職員、公司文員、學校教員等職務，或者開辦和打理著一家家大大小小的公司。正是他們，構成了深圳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的主導力量，同時也是改革開放和特區建設最主要的受惠者。

這些人幾乎無可懷疑地是“英一族”也大致無可懷疑的是“成功一族”問題不在於這些人到底賺了多少錢，以及這些錢是怎麼賺的。不可否認，有的是靠能力，有的是靠運氣，還有極少數靠的是投機取巧和歪門道，賺的是“黑錢”問題在於，為什麼同樣的人，在別的地方就沒有這麼好的運氣，或者有能力也發揮不出來？為什麼同樣有能力而且也同樣很努力的人，在別的地方就賺不到這麼多錢，也沒有成就？顯然，這裡有一個體制和機制的問題。正是體制和機制方面的原因，使許多英才長期被埋沒，甚至變成庸才。道理也很簡單，一個人，如果很有能力也很努力，得到的報酬卻和那些平庸之輩沒什麼兩樣，那麼，久而久之，他們就有可能也變得平庸起來。

深圳卻基本上沒有庸才的一席之地。當然，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庸才，深圳也不例外。而且某些庸才可能還身居高位，某些單位也可能庸才成群。但即便是他們，和在內地混子時的神面貌也不一樣，也不認為自己是庸才。因為深圳已經營造了一種“庸才無容身之地”的氛圍。人們都相信，在深圳，是不該有庸才的。相反，一個人的才華和勤奮，則多半總能得到相應的、表現為實實在在貨幣形式的報酬。至少是，在理論上，一個人才如果得不到用武之地和應有的報酬，你還可以“跳槽”直到找到你自己認為是最合適的崗位為止。儘管不少人還在找，還在跳，但前途卻總歸是看得見的，或者是有可能的。因此，他們在深圳獲得的最大的實惠，與其說是房子、汽車、鈔票，不如說是機會，是最大限度地發揮才能並有所作為、從而實現自身價值的可能。

的確，深圳優於其他城市的地方，就在於它為各種人才和各人等都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和自我實現的廣闊天地和選擇餘地，至少是提供了這樣一種觀念。這當然是改革開放的結果，其意義是極為深遠的，因為它實際上牽涉到一個經濟學中的倫理學問題，即公平與效率。事實上，長期以來，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家們都一直在公平與效率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我們當然不能說深圳就已經解決了這個世界和歷史的難題，但它畢竟在探索，而且初見成效。

如今，當我們站在國貿大廈頂層旋轉餐廳往下看時，我們已無法想見深圳創業之初“高樓萬丈平地起”的輝煌。面對那些也曾顯赫一時的樓房，我們只有“一覽眾山小”的覺。然而即便如此，這些高樓大廈也仍能引起我們的沉思:究竟是什麼原因，使深圳獲得瞭如此之高的發展速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解放，人的思想的解放和潛能的釋放，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畢竟，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個可寶貴的。只有當人自己從種種銅和束縛中解放出來以後，社會生產力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放。

人的解放，是深圳故事的主題。

二、人的解放人的解放，原本就是改革的重要課題。

早在招商局蛇口工業區成立之初，深圳人就小心翼翼同時也堅定不移地開始進行人事制度的改革。在請示中央同意以後，特區派出的招聘工作組飛往全國各地，公開亮出旗號，招兵買馬，成為改革初期一件備受關注的事情。

更多的人則乾脆不管什麼招聘不招聘，拎起行李就直奔深圳。他們不相信一個以改革開放為己任的城市會拒絕“敢為天下先”的人。在他們看來，深圳即便並非“遍地是黃金”至少也應該“遍地是機會”如果深圳尚且不能接納自己這樣充滿改革情和改革念頭的人，那麼我們這個國家可就真是沒希望於是一撥又一撥的人才大雁南飛，帶著自己簡單的行李和不簡單的想法、不多的鈔票和很多的願望，到這個年輕而又令人嚮往的城市闖蕩江湖。這支南下大軍的主體，是1977年恢復高考以後畢業的大學生、碩士生和博士生。他們年輕、熱情，充滿活力，新觀念多而舊包袱少，和這個城市的文化格一拍即合。事實上深圳也一直向他們敞開著大門。1986年，深圳人才智力市場成立。1997年初，新的現代化綜合型人才大市場開始投人運行，僅1月3到5為期3天的大學應屆畢業生就業洽談會，就有9萬多人進場；2月至6月，進場單位8190家，進場人數39。8萬人次。面向全國招聘人才，已不再是當年的新鮮事，而是深圳人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人事部門的常規工作。（圖五十三）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好運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深圳d站穩腳跟。